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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草圣传统中医文化传承及医术研究，草圣张旭作品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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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圣张旭”观念形成与固化的历时考察

兼为“张旭唐代即称草圣”说献疑

张旭“草圣”之称是后代逐步形成的，部分学人所持“张旭唐代即称草圣”的观点缺乏文献依据。在梳理由宋至清有关张旭的文献之后，可以看出“草圣张旭”之说的形成是一个逐渐固化的过程，其说大致在明代才形成共识。书法史上这类历史观念的累积、成型，与古史中舜的形象、文学史“诗圣杜甫”等说的成型等有极大相似性，对其反思有益于书法史的修订。

唐代书法名家璨若群星，但若说谁有书界“圣”号，恐怕无人不会想到张旭（约675-759）。张旭与初唐名家虞世南、陆柬之有亲故，与当时不少著名诗人、高官交游密切，徐浩、颜真卿与怀素等名人也是其后学，史书中还载有皇帝钦列“三绝”的绝世殊荣。所以，今人谓“张旭善书，号曰‘草圣’，有唐书家时誉之隆，无出其右者”[1]。张旭生前身后，名震寰宇，其“草圣”之称人尽皆知。然据笔者陋见，张旭“草圣”之称的形成过程尚有待揭橥，甚至有被误解处，今试以撰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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肚痛帖

唐人推举张旭与汉代“草圣”张芝抗行的例子，往往可见。即使如此，也未见到唐人称张旭为“草圣”的材料。至于上揭张彦远（约815—约877）的材料就更有意思了。如果说唐人就流行称呼张旭为“草圣”，那么晚唐的张彦远在上文末尾应当会说：“张既号草圣，吴宜为画圣”——“草圣”比“书颠”更能与“画圣”匹对，用“草圣”也更能使这句话的语义逻辑清晰，且二者更能说明“书画用笔相同”的主旨。但是，张彦远依然只称张旭为“书颠”，而非“草圣”。可知张旭终唐一代并未被称“草圣”。

那么，唐人常称的“草圣”到底是谁？是张芝（约192前）。卫恒（291年卒）云“韦仲将谓之（张芝）草圣”[22]，按照南北朝和唐人的理解，自汉末三国起，张芝即有“草圣”之称。如梁朝庾肩吾（487-551）言“善草隶者一百二十八人，伯英（张芝）以称‘圣’居首”[23]。此后，赞誉、推崇“草圣”张芝的说法屡见不鲜。如徐浩（703-782）《论书》云：“张公精熟，号为‘草圣’。永师拘滞，终著能名。”[24]表示了他对韦诞意见的首肯。尤其是张怀瓘（713-741）《书断》，认为张芝书法“冠绝古今”，“德冠诸贤之首”[25]，故独称“草圣”，将魏晋时期尚未炙热的张芝书名推向了顶峰。此外还有以王献之等为“草圣”的，见李嗣真《书后品》。而盛唐的张旭，虽然其草书名声在其身后几乎声闻寰宇，但尚未见把他看作“草圣”的唐代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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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芝塑像

三、宋人对张旭文献的误读和对张旭的认识

既然未见唐人称张旭为“草圣”的文献，那么，张旭被称为“草圣”的事实，是从何时开始发生的呢？

我们对宋代有关“草圣”的大量文献进行了排查。排除了绝大部分的“草圣”指草书（作品）的资料之后，笔者发现宋人称张旭为“草圣”（草书圣手）的材料极少，在三百多条言及“草圣”的资料中，仅得以下四例，今分别考之：

（一）孙奕《履斋示儿编?杂记?圣》：董贝“易圣”，张芝、钟繇、卫协、张墨“书圣”，张旭“草圣”……[26]

《示儿编》所谓“张旭草圣”不知所据。按，此书是孙奕（1126年生）杂纂考订笔记，有不少可贵资料，然也有不可尽据之处。《四库简明目录》言其“杂引众说，罕所裁制，往往伤于芜杂；又征引既繁，不免小有舛误”[27]。比如此条中“董贝易圣”即误[28]。当然，宋人直呼张旭为“草圣”也是很有可能的。

（二）方岳《诸公赋翠毛笔因次韵为羊毛笔叹》：文章诸公多好奇，往往得名专翰府。乃知草圣不世出，罕识公孙大娘舞。[29]

方岳（1199-1262）用杜诗典故，所言“草圣”很可能就来自杜诗。但是，杜诗乃至《全唐诗》所谓“草圣”指的都是“草书（作品）”，而非“草书圣手”。如果方岳诗中“草圣”也是草书的意思，那么，这首诗就不必看作宋人以张旭为草圣的依据。但是，从原诗句意看，“草圣”解读为“草书圣手”似乎更通顺贴切。这样的话，方岳以张旭为草圣，看来是可以肯定的了，虽然这可能是他误读了杜诗所致。

（三）张旭，吴郡人，官左率府长史，时善草书。言：“吾见公主担夫争路而得其意，后又观公孙氏舞剑器而得其神。”醉辄草书，挥笔大叫，以头濡墨水中，天下呼为张颠。醒后，自视以为神。人谓之“草圣”。[30]

此例是宋人《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对杜诗《李潮八分小篆歌》“吴郡张颠夸草书，草书非古空雄壮”的注。其中“人谓之草圣”一句可算是宋人称张旭为“草圣”的重要资料。该注其所袭取的唐代文献，主要是窦蒙《述书赋》（见上引）、韩愈《送高闲上人序》“往时张旭善草书”[31]、李肇《国史补》（见上引），这是以史证诗的方法。但是，将窦、韩、李之说与宋注逐字对堪之后，我们却发现“人谓之草圣”这一句不知所据。也就是说，这关键的“人谓之草圣”五个字来源有疑。

其实，这五个字是宋人误以张芝文献羼入张旭文献。何以见得？很显然，因为在杜诗其他诗句，宋注数次引用了与张芝相关的文献，却也说“韦仲将谓之草圣”或“人谓之草圣”[32]。而这句话的原始出处就是卫恒《四体书势》评价张芝说的“韦仲将谓之草圣”，可知该例误用“人谓之草圣”来注张旭。当然，这条材料也可以说是宋人对张旭文献的“异质改造”。总之，这则反证也说明，宋人未必以张旭为“草圣”。

（四）李颀《赠草圣张颠》诗题

上引唐人李颀的《赠张旭》，宋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附录[33]却题《赠草圣张颠》。那么，唐人李颀原题就称张旭为“草圣”吗？并不是。李颀此诗又载于陈思《书苑菁华》卷十七、姚铉《唐文粹》卷十六上，均题为“贻张旭”。明人高棅《唐诗品汇》、李攀龙《古今诗删》、钱穀《吴都文粹续集》，以及清编《全唐诗》、徐倬《全唐诗录》均作“赠张旭”,仅《杜工部草堂诗笺》一例作“赠草圣张颠”。且题“赠草圣张颠”的《杜工部草堂诗笺》是《古逸丛书》覆宋麻沙本。福建麻沙本粗制滥造，校勘不精，劣本名声世人共知。那么，“草圣张颠”也极有可能是书商的改作。况且，即使麻沙本不误，孤证难立，也难说明以张旭为草圣是宋人共识。

综上，在宋人关于“草圣”的丰富资料中，以张旭为“草圣”的却寥寥如上四例，而其中又有不能明确的、肯定地证明宋人把张旭看作“草圣”的依据，来。反而，大量文献可证，宋人言及“草圣”与张旭的时候，并非以张旭为“草圣”。今举其代表：

蔡襄《评书》：张长史正书甚谨严，至于草圣，出入有无，风云飞动，势非笔力可到，可谓雄俊不常者耶！[34]

黄庭坚《跋为王圣予作字》：张长史观古钟鼎铭科斗篆，而草圣不愧右军父子。[35]

其例多不胜数，不烦再举。例中“草圣”均为草书（作品）之意，作者多是推誉张旭书艺，并不直呼他为“草圣”。这符合笔者全面分析宋人“草圣”用例之后的结果：宋人所谓“草圣”绝大多数都是指草书，有少数指草圣张芝，或者是对当时书家的美称。

四、元明清：“草圣张旭”观念从传闻到事实的质变时代

在元代，以张旭为草圣的观点初肇其端。经全面考察，元人呼张旭为“草圣”的材料仅发现两例：

郝经《闲闲画像》：官样奥雅舂容篇，笔力壮浪倾源泉。草圣肆意挥云烟，晚年游戏西域禅。[36]

张昱《题醉墨堂为桐江俞子中赋》：世称草圣唯张旭，气主神光从所欲。醉来提笔走风雷，电掣长云夜相逐。[37]

上引第一例用了杜诗典故。第二例虽然不知道其依据，但看起来张昱对“草圣就是张旭”的观点不无自信。

时至明代，士人诗文集中以张旭为草圣的例子便如雨后春笋，举例言之，比如：

顾梦圭《与石川海峰集朱氏园避暑》：披襟賸有凌风兴，露顶还逢草圣仙。[38]

王宠《徐将军第牡丹障子歌》：张颠草圣应露顶，淳于先生可一石。[39]

上二例都用了《饮中八仙歌》张旭“脱帽露顶王公前”的典故。又如：

张瑞图《云卿以扇乞书赋此戏赠兼博徐丈一粲》：醉后语颠惭草圣，宁堪论美比徐公。[40]

此外，还有直呼张旭为“草圣”的，只举三例：

郭良翰《问奇类林》：张旭善草书，饮酒大醉，呼叫狂走，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谓“草圣”。[41]

张大复《闻雁斋笔谈》：张旭之治草书也，七情六欲，天地事物之变，一寓于书，故曰“草圣”。[42]

卓明卿《卓氏藻林》：张旭号为“草圣”。[43]

到了明代，好像张旭是草圣变成了自古以来的事情，甚至认为张旭“自称草圣”。但明人对此说法好像也并不是很肯定，如董其昌《人日诗后序》仅言：“世传张旭号草圣。”[44]言“世传”，确是比较谨慎的态度。

笔者所见诸例中，除了个别依据唐代文献为典故的材料外，多数材料中“张旭草圣”的说法并无根据。由此可知，时至明代，称张旭为“草圣”已经是较为常见现象。

到了清代，张旭为“草圣”的观念就更加固化，其例为数不少。限于篇幅，兹举二例：

钱谦益《三叠韵谢藐姑太仆送酒》：草圣张颠真我友，逃禅苏晋与同龛。[45]

浦起龙《饮中八仙歌》注：李白，诗仙也，故寓于诗。张旭，草圣也，故寓于书。[46]

钱、浦二人是清代大家，但是，或许是习于传闻，二人对“张旭草圣”的观念未置一词。传闻的积习会继续影响世人的正确认知，清人比明人更进一步，明确提出张旭称草圣是“自古即然”的观点，如：

宝廷《吊香塜》：张旭由来称“草圣”，隋皇何幸作“花神”。[47]

罗登选《题宁乡胡黄门家藏怀素千文草书眞迹》：张旭于唐称“草圣”，以头濡墨狂奔呼。[48]

张贵胜《一集放诞》：张旭善草书，又极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或以头发濡墨而书，时人称为“草圣”。[49]

如果说“草圣唯张旭”“张旭号草圣”等说法，只是似有所凭，到了清人的张旭“由来称草圣”，“于唐称草圣”等说法，简直就是理所当然了。明人似以传闻为常识，清人则以“张旭是草圣”为自古即然的事实。在这个历史阶段，“张旭草圣”的观念经历了由传闻到事实的质变，最终获得了普世“真知”的地位。

特别有趣的是，“张旭草圣”之说在清代最终成熟的历史过程，我们还可以借常熟“草圣祠”定名过程略窥一二。今常熟“草圣祠”即张旭之祠，然而，“草圣祠”之名也并非固有。在明弘治《常熟县志》卷二《祠庙》中，“草圣祠”止名“张旭祠”[50]。据注文所引元人张著的祠记，可知元朝也名“张旭祠”。至嘉靖重修《常熟县志》卷四《祠祀》[51]所载，依然名曰“张旭祠”。然而，至康熙重修《县志》卷四即改名曰“草圣祠”[52]。而祠内至今所存诸多名迹，亦多是清人所为。

五、馀论

纵观“草圣张旭”观念的文献，有唐一代未见一例；宋四例，而其中又有不可尽据者。可见，张旭身后的近世时期，以他为草圣的记载甚是寥寥。元代仅二例，晚至明清，张旭“草圣”之名才逐渐广泛见称于士人的诗文杂纂之中。大致是明代开始，士人才逐渐有了“张旭草圣”的观念，而明末清初“草圣祠”的定名也应该是在“草圣”观念盛行之后的事情。

在张旭书艺、艺术形象的固有影响之下，经历了宋以后长期的史传述记、文学书写，世人意识中“张旭草圣”观念逐渐加固，并最终获得了普世“真知”的性质认同。“张旭草圣”观固化的过程，颇契合于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他说：“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了《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53]粗看起来，张旭与“草圣”之称的粘合过程，也是中古书法史中心人物张旭的“草圣”形象“层累地造成”，且“愈放愈大”的过程。

古史之外，“张旭草圣”观固化的过程与文学史上“诗圣杜甫”“诗仙李白”等说形成之理亦无二致。如“诗圣杜甫”说的形成，“是由于历史演变至宋代之际所形成的宏观政治、文化背景的影响”，“杜甫为‘诗圣’的说法，一般认为首见于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江西宗派诗序》……直到到明末王嗣奭才开始正式称杜甫为‘诗圣’。”[54]

张旭草圣传统中医文化传承及医术研究，草圣张旭作品欣赏

古诗四帖

须特别说明的是，虽然我们明确了张旭“草圣”之称并非固有，而且也不过是明清才取得广泛认可。但是，我们的意图不在于徒劳地摘除张旭“草圣”的名号，而在于探求历史原貌，梳理历史观念的累积、成型之经过。其实，唐人即称张旭之作为圣品，后人又不断讴歌，张旭书迹今日犹存，这正说明了张旭书作的历久弥珍！宋以后的误解和文献的传讹，也正是对张旭书法尊崇心理作用的结果。更准确地说，我们不仅不是要摘除张旭“草圣”的名号，反而是要客观地、理性地认可张旭被称为“草圣”的过程及其合理性。此外，认识“张旭草圣”观念固化的历史，也是反思前人所构造出的历史。这对书法史的书写是很有意义的。

至于张旭被后世渐渐“误解”为草圣的多方面原因，这也是个很重要的话题；笔者另有专文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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