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竟然是个不懂球的人怎么办

无论是媒体还是球迷，似乎人们对于裁判总有很多话说，而这些话往往都是负面的。从另一个角度讲，裁判往往是更孤立无援的。他们鲜有球迷和媒体的支持，其正确的判罚不会被褒奖，无心的失误却会被放大。

那是九月的一个潮湿的周末清晨，八月刺痛的阳光仿若有着遥远的距离感。在伦敦的摄政公园，一位身着一整套黑色短袖、短裤和球袜的人从一群家长面前慢跑而过，而这些家长则在注视着他们自家一个个14岁的孩子们在小雨中热身。这位黑衣人握着两面手旗，都是黄橙相间的样式。“我需要两个边裁，”他说。用更专业的话讲，他应该说“助理裁判”，但我们都知道他这句话的意思。

我站起身走了过去。不久之前，我刚刚和一名全英最出色的助理裁判之一见了面，而他的某些判罚不但曾受到过看台上观众们的讥讽，也曾遭遇过英国下议院的嘲笑。与他交流的经历给我了如何做好这份工作的启示。

我试着牢记他曾告诉我的事情：当一支球队在我所处的半场进攻时，我不能看球；我要纵览球场，沿着(除门将外)最后一名防守球员(与底线水平)的那条线看去，判断是否有进攻球员处于越位位置。我在边线来回地冲刺，判断这最后一名后卫的位置，同时也要看向自己所在的边线，判断球有没有出界。我必须要时刻关注比赛的总体发展，从而观察我是否需要向主裁判罚发出任何的信号。

我要在同一时间内观察三个方向的情况，同时还得冲刺。因此，与其说我是站在边线外，不如说我一直在场边来回奔跑。不过至少还有那么二三十人在看着球，而且没人朝我们扔瓶子。

在我跑过攻方球队的替补席时，我听到了一声抱怨：“这真是我见过的最糟糕的边裁了。”当我举起旗示意有进攻球员越位时，教练在我从他面前跑过时对我大喊：“是在传球时他越位算是越位，不是他得到球之后算！”

我跟他说我知道，这个球员就是越位了。

“你应该跟他站在同一条线上！”

我说我知道，我也是这么做的。

“你根本就不是个称职的边裁！”

我的回答仍然是我知道，我只是在做边裁，你的孩子们还在比赛，别再用粗鲁的话对我了行吗？特别是你们队已经5-0领先了。

但情况并没有得到什么改善，防守方的一名球员大喊，“做的好，边裁，这吹罚太棒了！”——可以说这句话从很大程度上讲都没有得到改善，因为喊话的人是我的孩子。

小雨还在下着，我也被雨水浸得越来越透。随着比赛的进行，我越发期盼着它能早点结束。这份工作很难，真的很难。而我甚至还不是主裁判。

(图)在迎战米德尔斯堡的比赛中，以罗伊-基恩为首的曼联球员向主裁判安迪-杜尔索咆哮着施压

在足坛，裁判一直以来就是最受诟病的人群。从8岁以下的孩子们以类似于职业足球方式所进行的儿童比赛，到数万球迷到场的英超联赛都是如此。在英超，你可能会听到，伴随着《蓝月亮》的曲调，球迷们唱着“垃圾裁判，你就是又一个垃圾裁判”的歌词，而用足球世界里的话说，裁判就是“穿黑衣服的混蛋”。

英国如今有数千名裁判，他们拿着微薄的薪水，却要忍受来自于不理智的家长们、社交媒体上，抑或是电视评论嘉宾的谩骂、指责和吹毛求疵。如今这种网络谩骂看上去完全失衡了，但却成为了家常便饭。

花掉你的周末时光去一个偏僻的球场执法一场只有125个人关注的比赛是种什么感受？为什么要在周日的清晨起床去维持球场22个人的秩序，而他们的身上甚至还有昨天晚上的酒气？

道格拉斯-罗斯身兼两个全英最遭人记恨的工作：他在比赛日中是一名裁判，而平时则是一位政客。今年5月，这位苏格兰马里选区的保守党议员兼英足总认证边裁曾让球场内的两队球迷开心不已。在那场苏格兰杯决赛中，他在躲避飞出边线的皮球时不慎以脸朝地姿势摔倒。而在今年3月，在流浪者对阵凯尔特人的比赛中，他曾向主裁示意凯尔特人的乔佐-西姆诺维奇应被红牌罚下，事后Twitter上出现了对于罗斯的控诉，他们认为罗斯的判罚存在偏见，这种偏见甚至是政治性的。

(译注：天空体育的摄像机镜头中捕捉到罗斯在持续地对着麦克风说“红牌！红牌”，令凯尔特人球迷颇为不满，认为罗斯对于这种状况过于激动。凯尔特人是一家有左翼倾向的俱乐部，而罗斯所在的保守党则代表着右翼，凯尔特人球迷在赛后围绕这一点声讨了罗斯)

与罗斯见面的那天天气很温暖，在过去的那个夏天，他一直忙于在自己的选区做巡回演讲，并作为边裁执法了几场欧战赛事的资格赛。我们在下议院的平台上见了面，难以置信的是，附近还传出了吹风笛的声音。

(图)罗斯不但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边裁，同时还是一名政客

“我当时在回家路上，比赛监督的电话打了过来，”35岁的罗斯仍记得那场“老字号德比”赛后的状况。(最高级别裁判及助理裁判所执法的每场比赛都会受到监视)“当时我想：‘这肯定没什么好事——他跟我说明天会再给我打电话。’但他妻子在Facebook上看到了网上所有关于我的事情，所以他想要先提醒我一下。我的确远离了社交媒体有一段时间。”

但就在公众对于这件事的怒火渐渐熄灭之际，该事件的火苗又被苏格兰国民党下议院领袖伊恩-布莱克福德再度燃起。“这场比赛发生在周日。而在之后的周四，我们举行了春季财政报告的会议，他站起身来说，‘我们都看到了尊贵的马里选区议员在埃布罗克斯球场狂舞着旗帜的样子，他令一名凯尔特人球员被红牌罚下。好吧，或许他才应该得到那张红牌被罚出场，并展示给财政大臣，因为他的论述真的太糟糕了。’

“他觉得自己的言论很有趣。但在我看来，这是个很下作的玩笑。这番话令那件事再度在社交媒体上热议起来，而我才刚刚试着平静了48个小时。有时候我在议会的对手们根本不会意识到其言论的影响。”

为什么会有人选择做裁判？当然是因为他们喜欢足球。

有时候是因为他们作为球员不够优秀：“曾经指导过我的一名教练说我能成为一名优秀的裁判，”英超裁判克里斯-卡瓦纳回忆道，“他这么说话的意思就是我的球员生涯结束了。”

有时候这也是因为他们想要从不同的层面观察比赛：在文章开篇派我去做边裁的阿布杜卡迪尔-阿尔舍同时还是一位青年队教练，他在参加了英足总相关课程后开始执法一些不太正式的比赛，而他仍记得裁判们说自己不知道在做什么的那种恐惧感。

(图)阿尔舍从青训教练成为一名裁判

有时候这还是一种凭着经验让自己留在顶级足球领域的出路：38岁的谢丽尔-福斯特以63场的纪录成为了威尔士女足历史出场最多的球员，她还在利物浦女足效力过9年时间。退役后，她想继续留在足坛，如今她成为了国际裁判，有资格执法最重要的女足赛事；八月，她还成为了威尔士男足超级联赛中的第一位女裁判。在担任裁判之余的时间里，她是一名体育老师兼副校长。

福斯特的执法风格是从自己做球员的经验中出发的。“我会尽可能多地与球员们做沟通，解释判罚的原因。如果我没看到球场上发生的某些事情，我也会冷静地说出来。我甚至会微笑。我不希望让自己看上去冰冷得让人有距离感——毕竟我是要接受负面情绪的一方，尤其是与男性裁判相比。如果说出‘离远点，我不会说什么’这样的话并做出相应的手势，那只能加剧球员们的沮丧感。”

(图)在结束球员生涯之后，福斯特成为了一名有能力执法男足比赛的女裁判

踏入裁判执法道路的前期心理准备看上去可能令人生畏。首先，这是一份你必须要管理一群人的工作。其次，责任感——一次错误可能影响一场比赛的走向。第三，对于判罚的那种纯粹的恐惧。在罗斯执法的首场比赛是一场U13级别的比赛。尽管出现了危险的寒流天气，他却依旧让比赛继续进行；随后他还忘记了自己在培训中所学到的东西，对球员进行判罚时竟使用起了橄榄球手势。

33岁的莱恩-阿特金如今在英格兰全国联赛体系(比英乙联赛低一级的联赛体系)中执法，他在自己执法的第一场比赛——一场德文郡联赛(英格兰第12级别联赛)中，竟忘记带哨子了。“我在上半场比赛只能用自己的嗓音进行执法了，”他说。“奶奶帮我找到了一个哨子，于是下半场比赛我就重新用回了哨子。

“有些事情你只有经历了才会感受到它的可怕之处，”阿特金在谈到自己最初执法的几场比赛时说。“尤其是那些在公园里进行的比赛，你可能很孤独。通常在那种情况下，你只有只身一人，但却可能要管理30名球员及教练，而他们可能不会对你做出的判罚以及判罚的次数有什么可感激的。”

(图)值得一提的是，莱恩-阿特金还是英国足坛第一位公开出柜的裁判

罗斯称，有很多裁判在这种级别的比赛中迷失了自我，“因为他们在最初执法的几场比赛中受到了很多的侮辱。有些人刚刚开始裁判工作就决定退出了，这很大程度上源于某些教练和家长们对于其判罚的反应。”

你不可能为公园里的比赛准备些什么。阿什利-希克森-洛文斯在16岁时就取得了裁判资格，在成为裁判的两年之前，他在南伦敦联赛(不隶属于英格兰足球联赛体系)因一次糟糕的铲断而结束了自己的球员梦。他当时发现，两支球队发生冲突时不是在推搡，他们用的是刀子。

“有人被戳破了脸，斗殴甚至蔓延至停车场。我跑向可以躲避的地方，并打电话向警方求助，警察在4分钟后抵达了现场。在与家人聊起这件事的时候，我必须要说得轻描淡写才行——母亲对我做裁判并没有多看好。”如今谈起那次斗殴时，希克森-洛文斯有着很符合裁判身份的专业反应：“我认为自己在那件事上学到了很多，我当时太过倾向于保持比赛的流畅性了。”在他看来，如果他严格吹罚球场中出现的铲断，那么就没人会有想要动刀子的念头了。9年后，他仍然做着裁判工作，并在一篇论文中写到了前英格兰著名裁判尤赖亚-伦尼的早期经历。

在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及北爱尔兰都有其对应的足协)，共有28000名英足总认证的裁判，从英超联赛到孩子们在公园踢的比赛，每场英足总认证的比赛中都有他们的身影。想要在英格兰成为一名能够执法业余联赛的第7级别裁判，你需要接受34小时的课程，这其中包括在教室里的理论课程以及在球场上的指导。

而如果你足够优秀，你所在的当地足协及联赛管理者将会注意到你，并随之令你晋升。当你成为第4级别裁判时，你就有资格在半职业联赛中执法了，届时你就会在购票入场的球迷们面前执法比赛，尽管观众的人数不多，但相信很快他们就会让你感受到他们眼中的你是怎样的存在。当你成为第1级别裁判时，你就有资格执法包括英超联赛在内的职业联赛了，你在判罚中的失误会被呈现在电视机及网络中。而无论你是哪个级别的裁判，你都会在Twitter中遭到谩骂。

(图)在巴塞罗那对阵切尔西的比赛之后，做出争议判罚的安德斯-弗里斯克收到了死亡威胁，随即选择了提前退役

每年平均有4000-5500人成为新裁判，他们大多会支付160英镑的培训费用。你不需要去好好计算一下新晋成为裁判的人数会对28000人的裁判总数有什么影响，因为绝大多数的新裁判都不会坚持下去。不过英足总的高级裁判长法拉伊-哈勒姆称，现役裁判的数量是“健康的”。每个地区的足总都有相应的发展官员来提供建议，而所有的新裁判都会有一个导师。

你可能会认为，最高级别的比赛是最难执法的：这样的比赛存在远远更大的风险；球迷规模庞大；审查更为频密。但在满是观众的球场内，球迷们制造的巨大噪音反倒会淹没侮辱具体某个人的声音。“英超球迷们在现场制造的噪音就是比赛的背景音，”卡瓦纳说。“我们反而在交流时的注意力变得更为集中”——更何况裁判们还佩戴着耳机和麦克风——“对于裁判团队来说，我们背负的骂声只有一小部分。”

最高级别的裁判们会在比赛前一同住进宾馆，并在比赛前后一同前往及离开球场(在一场西汉姆的比赛结束后，一名裁判独自开车回家，他在等红绿灯时遭到了愤怒的球迷们的辱骂，因此出现了这一政策)，他们也通常会在同一个裁判组中工作。实际上，裁判之间的同事关怀是支撑他们继续热爱这项运动的原因之一。然而对于那些在公园执法比赛的裁判来说，他们则没有这样的支持。

但更大的不同来自于比赛的标准。顶级球队在乎的只有胜利，尽管有时他们的怒吼会被镜头记录下来，但对他们来说，这种行为并不是他们优先考虑的。但在低级别联赛中，情况并不总是这样，尤其是在业余及半职业联赛中。那里也有一些观众到场观看比赛——大约有五六十人——而他们对裁判说的一切都会被十分清晰地听到，其内容往往很伤人。

这也是裁判最易受到糟糕虐待的地方，罗斯说。“我曾在低级别联赛中因一名球员说我吹假哨而将其罚下。这句话简直不能更糟糕了，这是在质疑一名裁判的正直。的确，我们也会犯错，某些裁判可能能力不够，但我们绝不会踏雷池一步，想着我们如何做就能让某支球队赢球的事情。”

(图)罗斯还要承受来自下议院的压力，去年他曾因参与欧冠赛事执法而错过了一项议案的投票，令议员约翰-麦克纳利以如此方式进行讥讽

每名裁判都有自己的执法风格。有些人十分严明；有些人则尽可能地给球员留有余地。真正让裁判们有着一致看法的便是他们对于失误的态度。“这会让你感到十分糟糕，”阿特金说。他提到了一场他犯了两次重大失误的比赛。“我没办法去看比赛回放，”他说。“你会自怨自艾，感到十分尴尬。当你在一两个月后回到那家遭遇误判的俱乐部时，你必须要保持微笑地走进去。你的确想要聊一聊这件事，但你也不想提醒他们当时你做了怎样的误判。”

罗斯说，他很喜欢观看裁判们的每个判罚。“我会在电视上看个上百次——我妻子对此很厌倦。如果我认为自己在判罚时出现了什么失误，那么在那个周六的夜里我就无法入睡了。你影响的不仅仅只有一场比赛，你所有的同事会看到，媒体和评论嘉宾也会把你撕成碎片。”

不过裁判们在每场比赛中的绝大多数判罚都是正确的：在最顶级的比赛中，他们的失误率也不足1%。当一名裁判出现失误时，英超的裁判们会在每两周举行一次的研讨会中进行讨论，并就如何避免类似失误再次发生而研究解决方式。

其他级别的联赛也是如此。然而，尽管比起距离90码远看台上那些时不时看看手机的观众们，裁判们距离判罚发生的地点更近也更好，但裁判还是会因球场上发生的一切事件而饱受诟病。“有时候球员根本不想与你合作，”阿特金说。“这对裁判们来说挑战就来了，你还是会因没能控制比赛局面而受到谴责。好吧，我做了什么事会让你那样铲断？对于那样的比赛，你恨不得尽快熬到90分钟比赛时间结束。”

(图)在意识到自己的球员梦无法继续后，卡瓦纳选择成为了一名裁判

当然，与我交流的每个裁判的压力有多大，他们相应享受的工作乐趣也有多大。他们都谈论了这份工作令他们的身体状态更好(阿尔舍每周要执法六场比赛，他说自己在每个比赛日平均的步数达到了30000)，他们也满足于执法难度较大的比赛，并在与其他裁判的沟通中提升自己的业务水平。他们一同踏进球场，也一同离开球场，而无论何时，他们都高昂着头——即便在某些需要警察护送的场合也是如此。

在摄政公园的球场内80分钟的边裁经历简直像是永无止境的，不过最终这段时光还是结束了。我儿子的球队以1-8的比分告负。被雨水淋湿的我感到非常寒冷，并对某次完全错误的判罚念念不忘：当时我对一名明显不越位的球员举了旗。“我很抱歉！”我大喊道。“我搞错了。”年纪还不足我三分之一大的球员们很厌恶地向我泛起了白眼。他们对主裁判说：“他承认自己搞错了！”一名球员大喊道。“喂，裁判！”

在比赛结束后，我在握手后离开了球场。没人说“谢谢你，边裁”，甚至连我自己的儿子都没这么做。

那天下午，我来到罗夫图斯路球场观看女王公园巡游者对阵诺维奇的比赛。我坐在西看台前侧自己常坐的位置上，那里很容易就可以扯着嗓子辱骂助理裁判。在我的身边出现了熟悉的叫喊声：“喂，边裁，你能让你那该死的同事离开球场吗？他糟透了。”“喂，边裁，是你的头发卷进眼睛里了吗？你怎么可能连这个都没看见？喂，边裁，你到底懂不懂那该死的足球规则啊？”

我一直坐在座位上保持着沉默。我没有理由再去责备裁判了。至少在自己下一次忍不住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