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人物简介（章士钊的人生经历简介）

章士钊一生有着非凡的经历，他是毛泽东的师友、蒋介石的逻辑学老师、杜月笙的幕僚、陈独秀的辩护律师、章含之的养父。章士钊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他交游天下，谋道各界，历经“六朝”（孙中山、袁世凯、岑春煊、段祺瑞、蒋介石、毛泽东）而始终活跃在政治舞台的中心。他是民主革命领袖，又担任过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教育总长;他镇压过学生运动，又设法营救共产党人李大钊和陈独秀。解放后，他担任中央文史馆馆长、全国人大常委委员。在“文革”中，他上书毛主席，希望不要打倒刘少奇。“天马行空，独往独来”，重大历史时期似乎都有他的身影，一生毁誉参半。

章士钊

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曾用笔名黄中黄、青桐、秋桐、等。1881年（清光绪七年）生于湖南善化县（今长沙市）。其父章锦曾在乡里为里正，后业中医。章士钊幼读私塾，非常勤奋。1901年，离家赴武昌，寄读于两湖书院，在此认识了黄兴。次年３月考入南京陆师学堂。

1903年4月，拒俄运动发生，上海各学校学生罢课，章士钊不顾学堂总办俞明震劝阻，率陆师同学三十余人赴上海，加入蔡元培等人组织的军事民教育会，任军理教习。不久被聘为上海《苏报》主笔，经常发表激烈的革命言论，并因此结识了章太炎、张继、邹容，意气相投，结拜为异姓兄弟。四兄弟中，章太炎、张继、邹容均有鼓动革命的书籍。于是章士钊将日本人宫崎寅藏所作《三十三年落花梦》编译成《大革命家孙逸仙》一书，将孙之别名”中山樵”与姓氏连在一起。当时，孙文已有日本名字，姓中山，名樵；但此时的章氏对日文尚“一知半解”，便贸然以中山辍于孙之下。如此起名，等于把两个姓氏叠加一起，如同“赵李先生”一样，根本说不通。

事后面对他人的指责，章士钊辩解道：已经这样了，不如改了。孙文本人听说后，“似亦闻而默许”。后来，章氏编译了一本《孙逸仙》，一经推出，大受欢迎。“孙中山”这个名字，随即成为那个时代最响亮的革命家的大名。

1903年7月初，清政府查封了《苏报》，并先后逮捕了章太炎、邹容等七人。章士钊因得主办此案的江苏候补道、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徇情，未予追究，侥幸得脱。于8月7日又与陈独秀、张继等人创办了《国民日报》，并继续激烈地鼓吹革命。

1903年11月，他与黄兴由上海赴长沙，酝酿华兴会的筹建工作。次年春，同杨守仁等在上海建立”爱国协会”，作为华兴会的外围组织，杨是会长，章为副会长。1904年8月，华兴会决定当年11月6日在长沙举行起义。章在上海余庆里密设机关，暗中接济。因事机不密，未经发动即遭失败。10月，黄兴赴上海，召集杨守仁、陈天华、章士钊、张继、杨度等人开会，准备在湖北、南京等地再举义旗。后来华兴会在余庆里的机关遭破坏，张继和章士钊等十余人被捕，再起义的计划未能实现。章士钊等人经蔡锷托人营救，被关押四十余天后，得以保释。出狱诸人恐清吏再行深究，急急东渡日本。

1905年春，入日本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到日本不到半年，章回顾过去，认为自己”才短力脆”，连累了同事，感到内疚，一改革命救国为求学救国，乃发愤力学。1905年8月，同盟会在东京成立，连到日本留学的吴保初的女公子吴弱男都入了会，但章士钊却像没事人一样，不理不问。说是要发誓读书，专心研究学习西方政治。一任孙中山和黄兴怎么劝，都不动心。同盟会中人心有不甘，有人说，章行严（章士钊的字）挺喜欢吴弱男的，何不让吴弱男去劝劝？于是，美人计成行，吴弱男出发了。结果，章士钊收了吴弱男，两人结成连理，但却依旧不入会。由于吴弱男的父亲吴保初是吴长庆的公子（吴长庆是中兴名臣之一），跟袁世凯是世家并至交，家里有钱有势，所以，章士钊得到岳丈的资助，得以去了英国，进了苏格兰大学学法政。

1909年4月，他与同盟会员吴弱男在伦敦结婚，婚后入爱丁堡大学学政治经济兼攻逻辑学。留英期间，他常为国内报刊撰稿，介绍西欧各派政治学说，于立宪政治尤多发挥，对当时中国政坛很有影响。1911年章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后，即携眷返国，次年春到南京，继受黄兴、于右任之邀，主持同盟会机关报–上海《民主报》，兼任江苏都督府的顾问。

1912年7月，章在《民主报》上发表了《政党组织案》，主张将当时国内新有政党（包括同盟会）一律解散，在一段时间内各抒已见，然后根据不同政见分为两党，出而竞选，得多数拥护者，管理国家。这就是著名的”毁党造学说”。此论遭各方攻击，同盟会内部大哗，章士钊乃脱离《民主报》，于同年9月与王无生别创《独立周报》，继续议论时政，提出了民国政制究取法国制还是美国制等引起国人注意的问题。1913年3月，袁世凯主使刺杀宋教仁反嫁祸于黄兴。章由此看出袁之险恶，乘隙逃往上海，拜晤孙中山、黄兴，加入了反袁行列，并草拟了《二次革命宣言》。”二次革命”失败后，章亡命日本。

1914年5月，章在东京与陈独秀、谷钟秀等人创办《甲寅》月刊，章在第一期上发表《政本》一文，重申两党制的主张，提出执政党应借反对党之刺激而维持其进步。后又发表《学理上之联邦论》等一系列关于政体的文章，宣称联邦制可以用舆论力量达到革命的目的，引证西文学说，结合中国政治实际，文法谨严，理论充足，为时人重视。同年，参加欧事研究会，任书记。

1915年冬，袁公开称帝，护国军起。5月，肇庆军务院成立，章出任军务院秘书长，并兼两广都督司令部秘书长。6月袁死，黎元洪就任总统。章留居北京，任国会议员，并应蔡元培之邀请，受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伦理教授。1917年1月，在北京出《甲寅》周刊。1920年，毛泽东、蔡和森发起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持杨怀中先生介绍信往见章士钊，筹措出国经费。章虽政治主张不同，义之所趋亦尽力为之，立即发动社会名流募捐二万余元银元巨款赠之。

国内政局纷扰，章乃于1921年2月重游欧洲考察政体。在伦敦访问了英国学者威尔斯、肖伯纳、潘悌。章与诸人讲座后，认识到农业国与工业国不同。1922年11月，受北京政府教育部之聘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1923年10月，曹锟贿选大总统事发生，章在上海《新闻报》上发表文章痛斥贿投票议员之无耻，并连续撰文抨击代议制。

1924年，段祺瑞上台。章主张毁弃约法及国会之主张正合段的心意，因此段邀章北上。段从章建议，以”临时执政”之名兼任总统与总理之职，委章为司法总长。次年4月，再派章士钊兼教育总长。章受命后，即宣称要整顿学风，宣布大学统一考试，合并北京八所大学，引起教育界进步人士及青年学生的反对。5月9日，各校学生聚会请愿罢免章士钊。章遂辞职赴沪，后经段祺瑞挽劝，乃复任司法总长之职。7月底段又派章出任教育总长，要他继续”整顿”学风。章不顾人们的反对撤换了一批反对他的大学校长。8月1日他又派出武装警察护送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到校就职，后又下令解散”女师大”，镇压爱国学生运动。因章的《甲寅》杂志作为整顿学风的言论阵地，而《甲寅》封面绘有一虎，当时人们称之为”老虎总长”。1925年11月10日，在学生运动冲击和进步人士反对下，章请辞教育总长职，段仍请章任执政府秘书长。1926年4月，执政府垮台，章出走天津，继续在日租界出版《甲寅》周刊。章利用该刊强调反对新文学运动、新文化运动，反对白话文 ，反对”欧化”，引得骂声一片，但章我行我素。

1927年，李大钊在北京被通缉，章已经不再是政府里的高官，随着段祺瑞执政府的垮台，他也失去了待在权力中枢的机会。是杨度匆匆赶来向他报的信：张作霖近日将派军警进入苏俄使馆捕人，让守常赶紧躲避！

章的夫人吴弱男匆匆去了东交民巷，以给儿子办签证为由进入苏俄使馆。章士钊和夫人的设想是，李大钊从速潜出京城，到天津日租界的章宅里一避风头。

但是，几天后，报上刊登了李大钊等众多党人于苏联使馆内被捕的消息和照片！章士钊遂直接出面找到奉军总参议杨宇霆，请他转告“雨帅”：“切不可为一时意气杀戮国士。”

但张作霖犹豫了几天后，却谁的面子也没给。4月28日，章士钊主办过的《晨报》上刊出了李大钊昨日被处绞刑的新闻。章士钊与吴弱男乃赶往宣武门外的长椿寺，望着停厝于斯的烈士灵柩，这位倔犟的“孤桐”失声恸哭！过后，他与其他几位大钊生前的好友共筹两千元钱，留给了李夫人。

1928年，南京政府通缉前执政府高级官员，章亦在被通缉之列，乃于是年底作第三次欧洲之行。1930年春，受张学良之聘，回国任东北大学政治学教授。因张的申请，国民政府撤销了对章的通缉令。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章到上海，为杜月笙宾客，不久正式挂牌当律师。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被捕，押解到南京。次年4月，章以老朋友身份未经陈同意为陈辩护，请求法庭宣布陈无罪。其”辩论状”着力阐述政府应当容忍不同政党之理论，文气逼人，震动法庭，中外报纸竞相登载。1934年，杜请章任上海政法学院院长。1936年秋，应宋哲元之邀北上，任东北冀察政务委员会法制委员会顾问。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章士钊避居上海。次年３月，南京”维新”伪政府成立，汉奸梁鸿志诱章入伙，被章拒绝。不久杜月笙派人迎护，章由香港转赴重庆，国民政府给以”参政员”名义。1943年著《逻辑指要》在重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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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章士钊非常担心毛泽东等人的安全。他认为，蒋介石无和谈诚意，重庆之地不可久留。两人在见面时，大庭广众之下，又不好对毛泽东直言，于是章士钊在手心上写了一“走”字示意，然后凑到毛泽东耳边小声说：“三十六计，走为上。”

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总统欲试探与中共和谈之可能性，乃请章及江庸、颜惠庆三人。章返上海后，曾专程至南京，会晤长沙绥请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向程介绍了与毛泽东晤谈的情况，转达了毛对和平寄予的期望，对程消除”惩办战犯”的疑虑起了一定作用。3月25日，李宗仁决定正式成立代表团，派邵力子、张治中及章士钊等五人为和谈代表，于4月1日到北平，与中共举行和平谈判。4月22日和谈破裂，章士钊与邵、张等乃留居北平。嗣后去香港，同年6月，程潜派程星龄赴港，会晤了章士钊。章托程星龄带信给程潜，转达了毛泽东对程和平起义的期待和中共对陈明仁将军的热诚态度，劝说程、陈起义。

新中国成立初期，章士钊身为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曾先后参与宪法和婚姻法等法规起草，为社会主义法制基础的奠定作出贡献。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他作为代表出席会议。在繁忙政务之余，他常到琉璃厂等古玩街浏览，收集各种珍贵历史资料。一次章士钊与友人在东四隆福寺逛旧书店，偶然看到一本破旧的《满宫残照记》，内容是记载皇宫生活轶事及皇室、家族来往信札。其中有一封是一位名叫金韫颖的女子从日本寄回国给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这位女子文笔出众，很有才华。经他调查，此人是溥仪胞妹，人称“三格格”，现在北京市某街道工作，已是饱经沧桑的普通妇女。章感到其人其事很有代表性，关系到如何做好统战工作的问题。为此，他让金韫颖写份自述，在1955年元旦，亲自呈送毛主席作为“新年贺礼”。毛泽东看到一个满清皇室的格格，经过数十年社会变革的风雨，最终变成了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也很感慨。于是批示道：“走进了人民群众，变成了一个有志气的人。”提请周总理酌予处理，后金韫颖被安排为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

1957年，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在全国政协一次征求民主党派意见的座谈会上，章士钊引用古语“物必自腐而后虫生”，希望共产党永远廉洁奉公，不谋私利，保持青春活力，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一个人如此，一个党也是如此。同时还直言不讳地说：“我们是革命政府，不能像宋太祖一样，得到天下后就杀功臣。”这些出于对党爱护的肺腑之言，在反右运动中作为“反动言论”遭到批判。根据当时形势，他很有可能被划为“章（伯钧）、罗（隆基）同盟”的大右派。章士钊在家越想越不对头，拍案而起，大声说道：“这么搞不对头，我要给毛泽东写信。”立即疾书一信呈送毛主席，详陈自己在会上提意见初衷。毛泽东立即批示政协，说章士钊虽在座谈会上说了一些过激言辞，然用意是好的，不要再批评他了。章这才得以过关，1958年继续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1966年“文革”风暴骤起，厄运也降到章士钊身上。由于历史上他在北洋军阀政府期间，任过段祺瑞内阁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与“三· 一八”惨案有关，被鲁迅痛批为“落水狗”，所以北大红卫兵对他采取了“革命行动”。第二天章士钊将此事告诉毛泽东，毛批示让周总理将他与程潜、李宗仁等人送到301医院保护起来。后来，章士钊看到“文化大革命”向纵深发展，斗争矛头明确指向“刘邓司令部”时，心情十分沉重。他再次提笔给毛泽东写信，说自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兴旺发达，全都仰仗共产党之英明领导。而毛、刘团结乃共产党领导核心坚强的保证。希望毛、刘二位领导能赤诚相待，好好谈谈，刘可做检讨，但切不可被打倒。章士钊又写一封信给刘少奇，说他不相信外面对刘的诬陷不实之词，但为大局计，建议刘做些检讨。不久，毛给他回信云：“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但不久，毛又派人把当时中央专案组整理的有关刘少奇的材料送章阅读。章看后情绪低沉，长叹说：“国家要遭难，我老了，我的意见也无用了，我只是为国家担心啊！”

章士钊写信失败后，自知无力制止这场灾难，便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祖国传统文化遗产的整理著述中，修改他晚年的最后一部著作《柳文指要》。章自少年时就酷爱柳宗元的文章。从1960年起，他将多年研究柳宗元文集的心得整理成《柳文指要》。此事受到毛泽东的支持。毛不仅要章将书稿送给他看，还逐字逐句研究，亲自修改若干处。当时康生也将此书稿要去读过，认为章未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解释柳文，对柳宗元这个历史人物缺乏阶级分析，其意不主张出版。但毛泽东认为，关于唯物史观问题，“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并写信告章：“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要怕批评。”此书原定1966年初出版，后因“文化大革命”发生而搁置。1970年章再次提出此书出版问题。当时康生已窃据“文革”高位，专断提出要章将全书重新修改一遍才能出版。章得知后极为愤怒，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长信给毛泽东，断然拒绝按康生意见修改全书，并“请求主席恕我违抗指挥之罪”。此信送毛后，非但没有招来大祸，反倒促成此书于1971年出版。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周总理在宴会上特向尼克松介绍此书，并赠送他一部作为纪念，后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

章士钊上述著作完成后，感觉学术生涯已走到尽头，于是又想到多年从事于两岸和平统一的国家大事，尚未完成。他通过女儿章含之向周总理和毛泽东反映：他有志在有生之年，为祖国统一大业再尽一份力，到香港去走一趟。可惜由于他年迈体衰，对香港气候不适，不幸在香港病逝，终为祖国统一大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