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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奢侈品代购怎么做假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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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拿到一款所谓从欧洲代购回来的奢侈品包包时，可能从商品、包装、票据到物流单等都是假的。这些看似同样的款式和材质、堪比正品做工的高仿品，实际价格或许只有正品价格的十分之一。

第一财经记者近期实地调研并多方采访后了解到，奢侈品品牌及其附加内容带来的旺盛消费需求使不少商家看到以正品十分之一的低价采购高仿奢侈品，再以正品八、九折的价格卖出去可获利润极高，这也促使制假售假产业链日趋成熟。随着高仿奢侈品充斥市场，也让假代购行业兴起，高仿品配合各类假票据以及物流配送，可以使一切看起都仿佛是从境外买回了高端商品，而其中的灰色利润高到难以想象。

另一方面，相关处罚量刑比率低下等因素，导致假冒奢侈品“斩草难除根、春风吹又生”，造假售假与查假打假在长期交锋。

国外奢侈品代购怎么做假货

小马引荐的工作人员称，买下产品后，需要相关的发票证明，可以到楼下指定地方去购买，有全套的发票、POS机单、物流单据等。

在购得一款高仿GUCCI包后，在小马的指引下，第一财经记者来到销售发票的门店。这里除了销售发票，还同时销售皮具包装盒子。只要花上3元，就可以购得一份票据。这份票据涵盖产品小票、发票、刷卡票据，而产品的金额，可以自行决定。发票上的二维码，甚至可以追溯到是在境外哪些专柜店购买的。

“没有人会拿这个票据验证的，一来专柜的人不会给你验，二来这个验证的成本太高了。如果万一发生退货，那就退款好了，不要引发纠纷，毕竟退货率很低。”销售票据的老板说道。

整个环节中，物流必不可少。代购者将货品在线销售后，再到“代收点”充当中介揽收发运，形成的一个复杂的灰色产业链。这里所说的“代收点”，主要负责把假货汇总后运输出去，且制造虚假路由信息。很多“代收点”本身也是长期从事跨境电商生意的公司，所以其手中既有真货，也有假货，物流单号和物流路径在真假货之间的转换也由其掌控。当然，“代收点”中也包括有些做了快递公司在当地的“加盟代理”。

第一财经记者与多家快递企业和相关业内人士交流后了解到，如果能获得美国网点的单号，然后再用美国网点的代码登录扫描设备，就可被实现为是美国的站点做了扫描操作。所谓快递单号，就像每个人的身份证号一样，每个快递单号都对应着某一区域的某个快递网点的包裹，快递员收到快递包裹及之后的分拣和运输的每个环节，都要通过扫描设备扫码单号，以形成明确的物流路径。

为让消费者更加信以为真，部分“代收点”甚至还会伪造国外快递查询网站，输入所谓的快递单号就能显示物流路径信息，即快递可以“看起来”是从美国、澳大利亚、欧洲等任何地区发出的。有更胆大的“代收点”，冒充快递网点参与造假，通过购买国外的“快递单号”提供 “异地上线”服务，伪造快递查询网站，然后国内物流部分交由真正的快递公司递送。

在中国，除了中国邮政和顺丰，大多数壮大起来的快递企业都是通过加盟制迅速扩张，在这些快递企业中，总部是把运单预收费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加盟商每收一单快件，就要向总部缴纳1元或更多的运单费。加盟商数量越多，递送量越大，总部销售的运单就越多，获得的收入也就越多。此外，各地网点如果需要总部投建的转运中心进行中转分拨，还会缴纳一定的中转分拨费用。

这样的发展模式，也导致一些加盟商甚至旗下的承包商，为获更多利益，与造假商家联手，帮助其提供虚假快递路由信息，获取利润的分成，毕竟现在国内快递业还处于价格战阶段，很多加盟网点单靠收送快递根本不赚钱。

国外奢侈品代购怎么做假货

查处实刑率低，打而不绝

“生意最红火的时候是前几年，这几年冷清了不少，主要是相关查处越来越严了。生意不好做，一旦风声紧，我们当天就不做生意了。”一名高仿包销售人员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对制作高仿奢侈品的厂家来说，最核心的机密莫过于工厂地址，大多数制假厂家被查处，都是因为不慎泄露了工厂地址。一旦被查到，最大的损失就是制作机器和罚款。

“制作高仿包特别是顶级高仿的机器，都是从国外进口来的，一台就要1000多万元，一旦被抓到损失巨大。”一家销售外贸箱包的店主于齐表示，罚款也不是按照高仿产品的售价来罚，而是按正品的售价来处罚，“舅舅的一个朋友也是做这行的，去年被查到了，仓库里面还有一批没出货的LV包，光是高仿包的罚款就罚了2亿。”

对奢侈品制假售假日益严厉的查处，导致高仿行业风声日紧，现在不管下多大单子的客户，于齐的舅舅再也不会将人领到工厂去看货了，甚至连白云皮具城的展示店不是熟客也绝不带进去，宁可每次给客人发产品图片，确定购买意向并付款后，随机选择一个地方交货或直接快递发货。

奢侈品制假售假者的谨慎背后，是行业查假打假技术、行动和力度的不断升级。

有20余年打假经验的LV大中华区及蒙古国知识产权部刑事保护执行总监玄慈，就常年奔走在查假打假的路上。1999年，玄慈与义乌警方一起办了她经手的第一个涉及造假的刑事案件，该案件涉及13个制假窝点。

多年来，玄慈见证了打假从最初行政部门参与执法为主，到现在多方合作、技术赋能的发展历程，也见证了制假售假者的形式多变、花样百出。不少高仿品生产厂家只是在网上接订单后直接邮寄，根本没有存货。现场查不到足够立案的存货，对传统线下打假是巨大的挑战。如何确认电子证据，进行电子取证并认定涉事者犯罪，一度成为奢侈品品牌方和警方的新课题。

最近几年，警方、LV和阿里巴巴三方合力，破获多个制假售假的大案，玄慈也越发觉得打假早已不是哪一个机构的事了。打假不能只删除售假链接，还要摸清背后的制售假链条，端掉制假窝点，斩草除根。但要做到最后这一点，非常难。

2015年底，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成立。2017年，打假的合作模式再次“升级”，阿里巴巴打假联盟（AACA）成立。

尽管如此，依然不断有造假者换个地方重操旧业。随着警方对广州等造假重灾区打击力度的不断加大，一些造假者选择了回乡“创业”。2017年年初，LV收到线报称湖南永州发现一家假冒品牌商标的皮料生产工厂，玄慈随即联合警方及阿里打假特战队展开了行动。永州警方抓获10余名犯罪嫌疑人，查获350多卷LV、GUCCI皮料，11只LV印花滚筒，涉案金额高达2.16亿元。

“一卷400码的皮料生产的假包能给制假者带来上千万元的暴利。”玄慈表示，每码皮料可生产3个手提包或10多个钱包，换算下来，这次被查获的皮革可生产数万个LV假包。

多年的打假经历让玄慈意识到，巨额罚款和实刑的意义更大，但实际操作过程中出现的实刑率不高现象，对制假售假者的震慑实在有限。

阿里巴巴2017年的打假数据显示：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2017年排查出了5436条销售额远超起刑点（5万元）的疑似制售假线索，执法机关接收1910条，已进行刑事打击的有740条。

截至目前，通过公开信息能确认已有相关刑事判决结果的有63例，这些案件的平均办案时长约344天，共判决129人，但其中104人判的都是缓刑，实刑率仅19%。被查处后重操旧业的，往往也是这些被判缓刑的人。

“必须要完善法律法规，对线下假货生产源头进行围剿，全社会共同推动制假直接入刑，并引入惩罚性赔偿，让制售假者倾家荡产，才能彻底遏制假货问题。”阿里巴巴集团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如是说。

（第一财经记者王海对本文亦有贡献，应被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郑大强、魏芳、于齐、冰琪、李莉、何美婷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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