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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岁的王丽（化名）是上海某广告传播公司的财务部高管，月薪4.62万元。在因病住院期间，公司因其长时间请假，要求其办理工作交接，并商议解除劳动合同。

王丽委托律师向公司提出，因公司未签署劳动合同、未按时足额支付工资、未缴纳社保、并在医疗期内提出协商解除劳动关系，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要求公司在收到律师函后履行付款义务并缴纳社保。

公司之后发邮件通知王丽，因其旷工严重违纪，公司已于当日解除劳动合同。王丽就此劳动纠纷申请仲裁，之后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判处公司支付其工资差额及赔偿金共计65万余元。

一审法院核算后认为，公司应支付王丽赔偿金57480元。王丽对此不服，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上诉。

近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该案二审民事判决书，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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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抑郁和脚伤请假近一月，公司在此期间欲解除劳动合同

据王丽提供的病历等资料显示，自2020年6月10日至12月8日，其在上海市同济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共计就诊10次，连续就诊时间最长为一个月以上。

2020年9月至10月期间，与该公司的电子邮件往来显示，王丽曾在邮件中向公司请病假，同时就工资提出异议，认为虽然《录用通知书》上约定月薪为4.62万元，但公司曾口头承诺其每月工资为5万元，即年薪60万，要求公司支付差价。

公司则在2020年9月21日的电子邮件中提出，由于王丽一直处于病假，公司为正常开展工作，要求其办理相关工作交接；并在9月7日的电子邮件中提出协商解除劳动关系。

该公司在2020年10月10日向其发出题为“违纪通知函”的电子邮件，表示因其自任职以来多次无出勤记录，尤其是2020年7月1日至7月8日期间，连续无考勤，根据公司规章制度，其行为属于旷工的违纪行为，要求其在2020年10月13日前以书面形式说明情况，公司将进行相应的处理。

2020年10月12日，王丽委托律师向公司提出，因未签署劳动合同、未按时足额支付工资、未缴纳社保、并在医疗期内提出协商解除劳动关系，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要求公司在收到律师函后履行付款义务并缴纳社保。

其律师出示的证据显示，10月13日，王丽经中山医院诊断出睡眠障碍、中度抑郁发作，医生建议休息14天；10月14日，经同济医院诊断，王丽踝和足腓深神经损伤，医生建议休息，时间为10月14日至11月12日。

10月16日，公司向王丽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相关内容显示：“鉴于：你存在旷工等违纪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纪。公司的决定：2020年10月16日正式解除你的劳动关系。”

仲裁委员会裁决公司支付工资差额约29万元，双方均不服后起诉

2020年10月29日，王丽向上海市徐汇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公司自10月16日起恢复双方劳动关系，并支付工资差额共计55万余元。

仲裁庭审中，因王丽对公司提供的期限为2020年2月10日至2023年3月31日的《聘用合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申请对该合同落款处“王丽”签名字迹的形成方式以及是否为王丽的笔迹进行司法鉴定。

2020年12月4日的仲裁笔录显示，当仲裁员问及公司劳动合同原件是否带来时，公司表示已带来；仲裁员告知双方，公司提供的劳动合同真实性对于本案定性起决定性作用，双方当事人对落款处签字是否为王丽本人所签、是否为原件存在分歧，并询问双方是否同意进行笔迹司法鉴定，王丽与公司均表示同意。后由仲裁员当庭将劳动合同原件装入信封封存，并加盖骑缝章。

2021年1月8日，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作出如下鉴定意见：（一）检材上需检的“王丽”签名字迹不是书写形成而是复制形成。（二）检材上需检的“王丽”是出自王丽的笔迹。

2021年1月27日，上海市徐汇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徐劳人仲（2020）办字第3444号仲裁），该公司因未与王丽签订劳动合同，应在裁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2020年3月10日至10月16日的双倍工资差额286696.55元，2020年9月1日至2020年10月16日的工资11904.54元；同时应在上述期限内支付王丽垫付的司法鉴定费5900元。

双方均不服仲裁裁决，王丽向上海市徐汇区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判决公司赔偿约5.7万，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一审庭审中，王丽对《录用通知书》上约定的月薪46200元无异议，但主张入职时公司曾口头承诺每月工资50000元，即年薪60万元。按46200元的标准计算，一年十三薪恰好为60万元左右。

关于病假证明和病历的缺失或没有原件的问题，王丽表示，因部分原件已快递给公司，故自己无法提供；无病历记录是因医院比较随意，未在病历本上作出记录，故而没有相应病历。

一审法院认为，由于王丽已提供自2020年9月8日起就诊和病假的有效证明，故公司以王丽旷工构成严重违纪为由作出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的决定，系违法解除，应支付王丽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王丽主张其年薪为60万元，每月收入应为5万元，但未能就此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其与公司工作人员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亦无法证明其主张，一审法院对此难以采信。

关于《录用通知书》是否属于劳动合同的争议，一审法院认为，该通知书具备劳动合同相关的基本功能，对入职后劳动者及用人单位的权利义务作出了约定。因此王丽提出公司支付未签劳动合同应支付双倍工资差额的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因司法鉴定结论无法证明公司的主张，故由此产生的司法鉴定费用应由公司承担。故一审法院对公司在本案中的主张不予采信，其应支付王丽垫付的司法鉴定费5900元。

综上，经一审法院核算，公司应支付王丽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57480元。王丽不服，向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提起上诉。

2021年12月24日，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确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为人民币10元，由上诉人王丽负担。

长江日报出品 采写：九派新闻记者刘萌

来源： 长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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