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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白雪和乡里巴人源于哪个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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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

1、阳春白雪

解释：阳春、白雪：是战国时代楚国的艺术性较高，难度较大的歌曲。后来泛指高深的、不通俗的文学艺术。

出处：战国·楚·宋玉《对楚王问》

《阳春白雪》又名《阳春古曲》。琵琶大曲的代表作，其特点是综合应用琵琶文曲、武曲的表现手法和演奏风格。指战国时代楚国的一种高雅乐曲；亦指高深典雅、不够通俗易懂的文艺作品。,常跟“下里巴人”对举。

2、下里巴人来源

解释：原指战国时代楚国民间流行的一种歌曲。比喻通俗的文学艺术；阳春白雪为其反面，喻高雅艺术。

来源：

宋玉是战国后期楚国的一位有主见的文官，从不随声附和别人的主张。楚王听别人说了他一些坏话，就把宋玉找来问道：“你是不是有些地方做得不对啊？为什么有许多人都对你不满意呢？”宋玉答道：“先让我说件事吧！有一个歌唱家在京城唱歌。开始唱的是楚国最流行的民间歌曲《下里巴人》，这时围观的人中有好几千人跟着唱。接着他又唱起比较高深的《阳阿薤露》，跟着唱的就只有几百人了。当他再唱起高雅的歌曲《阳春白雪》时，跟着唱的就仅剩几十人了。最后他唱起五音六律特别和谐的最高级的歌曲。能跟着一块唱的人就仅仅几个人了。可见歌曲越是高深，能跟着唱的人就越少啊！”接着，宋玉又说：“文人之间也是一样。那些杰出的人物志向远大、行为高尚，一般人当然不会理解了，我的情况正是这样的啊！”楚王听了宋玉这番话，觉得很有道理。就没有再追问下

《下里巴人》溯源

《下里巴人》一词，首出自战国时楚国“识音而善文”的宋玉之口。事见西汉经学家刘向著《新序》：

“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

类似此载亦见于晋·习凿齿的《襄阳耆旧传》和唐代的《艺文类聚》。以后，《下里巴人》便逐渐演变成了楚国民间音乐的代称。

从词性分析，“下”、“里”皆为方位名词。“下”为上下之“下”；“里”据《人民画报》1988年第六期题为“楚国贵族家庭墓地——解开一个悬置多年的历史之谜”一文载：1986年下半年，荆沙铁路考古队发掘包山大冢二号墓出土的竹简记载，战国中晚期“楚国县以下基层组织为社、里、州。”因此，“里”当为“社”以下的行政区划称谓。“社”与“里”可能是相连成陆地的地貌。根据“里”下为“州”的行政区划分析，当时在江陵和潜江一带还有很多的地方没有成为陆地，但有很多水中的小州，小州上也有居民，是在大面积地种植水稻的居民；这些居民就是“巴人”。为什么将当时的潜江祖先称为古代巴族的“巴人”？他们与楚人是什么关系？

我对《下里巴人》的理解是：“下里”的“巴人”唱的歌。其地域就是当今的潜江一带。潜江人何以可以称为“巴人”？我这个潜江人也常常身居其中而不得要领。后来我到了上海，出门说话，百分之九十的人自以为是地猜测我是四川人，偶尔还有四川人与我“攀老乡”，我起初听到猜我的家乡与四川有关，真有“一头雾水”的感觉，可见长江语系的语言是有共性的，我们与“巴文化”是有根源的，这个根源就是“同饮长江水”，犹如我们考古中的天门“石河文化”与四川“三星堆”文化有共性一样，只是我们身在其中，不知不觉而已。当然，这只是从当今语言人文现象上进行的判断，只能作为线索，不能以此为据。

真正的依据是：据北京大学张传玺之中国广播电视大学教材《中国古代史纲》（上）第252页“蛮族”载：

“蛮族分布在长江中上游，因地区和血缘、习俗的不同，分武陵蛮、廪君蛮和板楯蛮三大支系。武陵蛮居住在武陵郡的山区，廪君蛮居住在巴郡和南郡一带，因之也叫巴郡南郡蛮，板楯蛮居住在今四川的嘉陵江流域。武陵蛮和廪君蛮在战国时期，属于楚国，板楯蛮在战国后期属于秦国。”

既然“巴郡蛮”和“南郡蛮”有血缘和习俗相同的关系，共同划属于“廪君蛮”，因此，《下里巴人》应该是巴郡南郡蛮一带的土著人唱的民歌。而所谓的“南郡”就是指现在的江陵，当时的张金和龙湾，已经与江陵连接成一片，属于江陵的地界，区划为“里”，叫“下里”，但还有很多的地方是“州”的地貌，为大水面与小“州”的地貌现象。又根据“下里”方位的具体指定，则应该是指居住在当时的南郡（即江陵）以东的蛮族人唱的歌。江陵以东50公里就是潜江地界的龙湾遗址所在地。可见，当时的楚国郢都有楚民族人与当地的土著“巴族人”之分。

据上分析，“下里”是有方位处所的，《下里巴人》最初也并非是指广义的楚国所有的民间音乐，而是指限定为楚国的江陵郢都以东地域之土著“巴人”唱的民歌。然而，许多古籍和当今的工具书除了对这一词中的“巴”有注释外，对“下里”均末指明方位何处，只是泛意地进行了一些注释。如从文野之分角度注释的，认为《下里巴人》是粗俗的“下曲名也”，与“阳春白雪”高雅的“高曲名也”相对应；从政治、经济、文化的集中和分散的角度注释的，认为“下里”为“乡里”，与统治集团聚居的都城或繁华的集镇对应；还有的认为“下里”即“丧歌”。这些注释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无可厚非。但从正本溯源和史实的角度而言，这些注释就让人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有待于重新探讨和考究。

笔者认为，“下里”、“巴人”本属于有方位和有具体指向的成语，因宋玉《对楚王问》一文的运用而构成典故，从而使“下里巴人”和地方音乐紧密联系而不可分割。在一定的语境里，具有约定俗成的性质。因此，这一典故的本源应该是历史地理与古代地方民族音乐两门学科的综合产物。探讨“下里”的方位，不仅有利于研究楚国的区域文化，而且还可以深入地探讨楚文化与巴文化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能揭示“下里”的准确历史地理方位和地方音乐的本来面貌，进而就能填补我国相关学科之间的空白，提高这一地区的古代历史文化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地位与研究价值。

拙文通过查考有关的古典文献，搜集当前与之有关的科学论文、考古新发现，结合一些古县志记载和实地调查的第一手资料，对“下里”的方位问题进行探讨，以期为研究战国晚期楚国的区域文化起抛砖引玉的作用。

著名的古曲《下里》、《巴人》，正是源于巴地的民歌，传遍楚地，这充分说明了巴文化是一种劳动人民所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所谓“大俗即大雅”，巴文化往往以其大俗的表现形式充分张扬个性，显示艺术魅力，达到大雅的境界。再如源于巴渝地区的竹枝歌、竹枝词，描绘风土人情，本身也就是俗文化与雅文化交融互摄的一种文学形式。巴文化在与外族文化交流和融合的过程中，博采众长，在继承的基础上引进、融合和创新，如巴中民间祭祀舞蹈《跳丧舞》，就源于古代巴人的《踏歌舞》。

《踏歌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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