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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法女孩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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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女孩力量（Girl Power）”在美国文化中已经成为一种描绘女孩们成功的流行方式。关于“阿尔法（alpha）女孩”（编注：指许多方面的能力和表现都在同龄男性之上的年轻女性）的广泛报道——女孩们什么都可以做到，受欢迎，越过性别刻板印象，在学校成绩出众并且能轻易获得“返校日皇后”的大奖。根据各种媒体的报道，女孩们已经在性别战争中领先了。2007年，《民族》（The Nation）杂志称女孩们能做任何男孩能做的事情——甚至更好。同年，《纽约时报》上的一个故事也记录了被作者称为“了不起的女孩们”的故事——成就非凡又自信、投入的女孩们“已经在长大的过程中学习到了她们可以做任何男孩能做的事情，也就是任何她们想要做的事”。2003年，《商业周刊》形容女孩们“正在建造一个学院版的罗马帝国，而男孩们还在固守日渐衰落的希腊”。

然而至少在一些加拿大中学里，当和男性同龄人互动的时候，女孩们却进入了某种文化时间机。在2010到2013年间，研究者们进行的访谈中，女孩们经常提到，当男孩们说一些自己不喜欢的话时，男孩们总趋向称这是在和女孩们“开玩笑”，女孩们称曾有人对自己说“去给我做个三明治”这样的话。

肖娜·波梅兰兹（Shauna Pomerantz）和瑞贝卡·瑞比（Rebecca Raby）是加拿大布鲁克大学圣卡瑟琳斯分校儿童与青年研究系的两位教授。在一项旨在分析媒体报道所谓阿尔法女孩篇幅的研究中，六年的研究期间，她们听到了很多次将女孩形容为“关于做三明治之流”的言论。今年早些时候，两位研究者出版了新书——《聪明的女孩们：成功、学校和后女性主义的迷思》（Smart Girls: Success, School And The Myth of Post-Feminism）——这本书记录了他们在南安大略地区对年龄在12至18岁之间的57个女孩所做的访谈。

阿尔法女孩代表人物

有类似表述的当事人并没有局限于一所学校或同一个伙伴圈子。来自不同初高中的女孩都提及了相似的遭遇。其中一个13岁女孩——罗瑞，告诉研究者：“我本来要去尝试打篮球的，但是当我去签表格的时候，每个人的表现都好像‘哦！赶紧回厨房去！’”罗瑞最初的反应是愤怒，但是很快就转为接受。“男孩就是那样，你得克服这个。这没困扰我，这只是刻板印象。我们一直都在读一些女性总待在后厨的书籍。”她说道（波梅兰兹和瑞比使用了化名来保护这个女孩的身份信息）。

波梅兰兹和瑞比此前都曾在女孩文化领域撰写了多本著作，她们知道女孩们的生活并不只是媒体描述的那些美丽、完美雕琢过的刻画。当两位作者听过了许多阿尔法女孩的故事——一个女孩是一个男孩冰球队的唯一女性选手；一个女孩担心如何平衡学业和受欢迎这件事；还有女孩熬夜到一点去检查自己的作业。尽管媒体文章总是让现实听起来似乎进入后女性主义阶段了，但研究者们能预期自己会听到关于男孩和女孩之间那些令人不悦的冲突，她们却没意料到那些类似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带有明显性别歧视的话语出现。两人听到“去厨房给我做个三明治”这样的评论后都倒吸一口冷气。

在研究中，一些被采访的女孩会对性别歧视主义的话语进行回击，也能清楚地描述什么是玩笑，什么不是玩笑。但是更多的女孩不情愿纠正男孩们的性别歧视行为。她们不愿意表现得多事、直言不讳或不性感。这样会使她们看起来像一个女性主义者，女性主义是一个可能有害的标签。它有太多不明朗的含义：你很粗鲁，你开不起玩笑，你是一个“厌男症”或者你就是个“婊子”。什么都不说反而更酷。对这些一笑而过吧。

除此之外：瑞比告诉我，女孩们并不总把这看成性别歧视：“她们觉得这只是一些自己不该认真的事情。”但是在中学和高中，一个玩笑很少真的是一个玩笑而已。一个玩笑往往带着种族、受欢迎程度和成绩或其他青少年用来排序的策略性秩序等因素的相互重叠。

这就是问题越来越严重的地方。尽管文化信息和关于阿尔法女孩的报道暗示女性已经是更高级甚至更聪明的性别，但性别歧视依旧在政治，在好莱坞和其他一般的工作场合阴魂不散。性别主义也在最基础、最原始的阶段扎根——在学校里，在儿童之间。

所以为什么在一个女性体验并不友好的现实中，令人信服的女性力量叙述话语却依旧存在？波梅兰兹和瑞比有一个理论：她们相信学术研究者和文化批评者们口中关于性别不平等的“后女性主义”影响了女孩们，这个概念是指女性正在以某种方式“运转”世界，且针对女性的性别歧视已经不存在了。

“女孩们被告知一切都是平等的，她们甚至还领先于男孩，”波梅兰兹说道，她指出一系列研究都显示女孩们在各个学科都取得了更高的分数。“但是现实是，她们无时无刻都在面对着性别不平等的各个方面，”她说道。今年早些时候，一项由伊利诺伊大学、纽约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共同进行的研究发现，即使只有六岁的女孩也相信“才华”只属于男性。这项研究中的女孩还相信，不像男孩，她们没有那种天生在学校取得好成绩的能力。这些研究和多项数据显示的结果基本一致，这些数据展示了女性收入低于做着同样工作的男性，女性CEO的数量更少，且在选举中高度被低估。

可后女性主义的想法却牢牢扎根，甚至在女性中间也是。比如说，超过四万五千的人点赞了脸书小组“反女性主义的女人”。在今年二月，作家洁萨·克里斯宾的新书《为什么我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Why I Am Not A Feminist）谴责了女性主义因稀释自身信息上所带来的失败。克里斯宾认为，女性主义已经变成了另一个公司口号，一个打折的生活方式标签。（在接受《卫报》的采访时，她援引了一个例子：Dior发布了一件T恤，售价高达六百美金，上面印有“我们都应该是女性主义者”的口号）。在2016年，哈佛公共意见项目面向18至19岁美国人进行的一项调查中，结果发现尽管接近一半的被调查者都支持女性主义，但只有百分之三十七的女性真的认为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波梅兰兹和瑞比创作新书是为了能引起一场可能挑战“超级女孩”叙述的对话。“女性主义叙述和后女性主义叙述之间存在着张力，女孩们需要在这种张力中航行，”瑞比说道，“这些事情都很糟糕。”

后女性主义感知并不根植于真实的生活中，而是经由媒体和流行文化传递。或许最常被引用的分析来自于罗萨琳德·吉尔（Rosalind Gill），作为伦敦大学社会学兼媒体研究的教授，她称后女性主义是一种“感知”，意味着这仅仅是一种人们对文化上所见的感觉或反应，而非女性个人经验的沟通。女孩们淹没在流行文化关于女性赋权的信息之中——尼克尔·奥德森在《拉拉队长》中扮演的女性橄榄球四分卫；《汽车总动员》中强壮的女主人公；《神奇女侠》的票房大获成功——她们也很难不去相信自己生活在一个后女性主义的社会。女孩们当然在电子游戏和主流电视台上遭遇明显的性别歧视大军，但是在电视上的性别歧视又不会当面发生。比起南安大略中学女孩们所要面对的“玩笑”，承认这点更难。

这也是为什么波梅兰兹和瑞比发现女孩们对这些评论的反应是如此值得注意。研究者解释说，她们中的一些挣扎着面对男孩的性别歧视行为，部分是因为她们不想在男孩子——或其他女孩面前，表现得“没有吸引力或很丑”。在2014年的一项研究中，和波梅兰兹与瑞比的发现一致的是，14岁的女孩们感到自己需要降低自己的智力表现，这样就不会把男孩们吓走。“现下流行的女性气质是一条富有挑战性的道路，”瑞比说道，“她们中的一些人说，你不能表现得太聪明。你不能一直都举手。你不能看起来什么都知道。照顾好自己的社交生活也很重要。”换言之，闭嘴让做个三明治这样的评论出现反而更容易些。

这种趋势使得女孩们将受欢迎度和智力视作两种互斥的特征，要么做流行女孩，要么就是聪明女孩，这是教育者们已经努力抗争了数十年的事情，尤其是自更多女性进入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的全球运动出现以来。正如国家女性联合项目解释的那样，无数项目和工作都被创造出来，以激励更多女孩能在STEM方向前进，结果只因为阻碍性的文化动力就熄火或消失了。根据商务部数据，尽管在STEM领域的女性数量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就在增加，但是如今拥有STEM领域工作的女性也少于百分之二十五。

这个问题对于黑人女孩来说更加复杂，她们和白人、拉美裔和亚裔女性所遭遇的性别歧视有所不同。正如《亚特兰大报》报道的那样，黑人女孩不仅比白人女性被停职率更高，她们遭遇的规训也更为严厉。“当一个深黑色肤色的非裔美国女性活动的时候，就会有人担心她们有男孩子般的进攻性，她们不知道自己作为女性、女人的位置到底在哪，”维兰诺瓦社会学教授兰斯·汉农（Lance Hannon）从事相关议题的调查，在2014年接受《纽约时报》时如是说道。

对于梅丽莎·莱肯（Melissa Lyken）来说，汉农所说的十分常见。莱肯现在是一家名为At The Well非营利组织的咨询师，这家机构会在像普林斯顿和斯沃斯摩尔这样的大学举办长达数周的暑期会议以赋权黑人女孩。莱肯，毕业于南加大圣克鲁兹分校，她曾做过一些旨在提高校园多样性的活动，听过很多来自美国各处女孩们的故事，她们描述了自己在和成年人和同龄人互动时遭遇的多种性别歧视。尽管这些女孩没有使用“性别歧视”这个词，莱肯说，这个术语可能并不在她们的词汇表里。

“我们知道自己正在经历些什么，但是有时却很难说得上话，”回想起她和一些参会者的对话，莱肯这样告诉我。很多在会上交流的女孩告诉她，她们对STEM课程感兴趣，但是她们请教上过这个课的人时，总是会被劝退。即使是荣誉班和预修课也是一样。莱肯说：“她们被告知应该选难度更低的课程，或者应该去社会大学而不是研究型大学。”一些女孩说，她们甚至在各自的高中里创办了非盈利组织，以团结其他年轻的有色女性，但是此举却经常受到使她们感到被贬低的方式的质疑。

想参加At The Well的会议，绩点必须超过3.0，还要有推荐信。很多与会者的父母属于知名的非裔美国人兄弟会和姐妹会，她们大多来自上中层阶级家庭。但是这些女孩却经常是特别班级或整间学校中仅有的有色人种，创办了At The Well的杰奎琳·格拉斯（Jacqueline Glass）告诉我：“这个夏天（会上）有81个像她们一样的女孩，她们聪明，表现优异，勤奋。”她还说：“来这里不仅是交朋友或者建立联系，你还能遇到其他人，并了解他们的故事。了解那些经历了所经历之事的人。”

在波梅兰兹和瑞比的研究中，她们发现朋辈群体（还有家庭）在帮助女孩们克服这些紧张、压力、怀疑和焦虑上扮演着重要的作用。研究显示，除了At The Well之外，像Girls In STEM，Girls Who Code，Black Girls Code或Girl Leadership这样的组织，也对女孩在自我的认识上有着显著影响，因为这些组织使得她们能在自己的成功中狂欢。高中俱乐部也有类似的作用，这些俱乐部允许女孩们参加友谊赛，并让她们在获胜时感到自信，而非尴尬。

当然，美国女性主义政治得到了强化，尤其是在2016年大选后。瑞贝卡·崔斯特（Rebecca Traister）最近在《纽约杂志》上一片关于性别歧视如何决定希拉里·克林顿的选举结果的文章中写道：“发自内心地说，性别歧视阴魂不散的势力之现行就是为什么三百万女性会在特朗普就职日后进行游行抗争，这也是为什么超过一万三千名女性在这次选举过后表达了参选的兴趣。”

目前还需要更多时间观察那种心理反应是否会在女孩们的身上爆发。但是目前来说，很多女孩仍旧坚信这种文化期待和信息之间产生的纠结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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