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艺术家协会上海分会

词学大家龙榆生的手札往还因其包括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第一任市长陈毅,到陈寅恪、马一浮、黄宾虹、郭沫若、周作人、俞平伯、沈尹默、钱锺书等近现代文化名家,这一展览近期在上海图书馆展出受到上海文化界的极高关注,这些手札的背后更见出历史巨变下中国一代文人的精神风度与文脉所系,对于文人风骨与书法的重新认识都着较大的意义。

6月15日下午,由上海图书馆、上海中国书法院、“澎湃新闻·艺术评论”主办,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支持,东升汇龙榆生研究室承办的“字响调圆——龙榆生藏现当代文化名人手札展”座谈会在上海图书馆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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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高级编辑、记者郑重

郑重(知名报人、学者、文化汇资深记者):我没有直接研究过龙先生,但通过对叶恭绰先生资料的整理,我感到龙先生对中国词学的贡献非常大。

龙先生最初跟叶恭绰、朱孝藏、夏敬观等一大批词学家在一起,做了一系列有关清词的整理和出版工作。后来,他请叶先生到暨南大学做中国词学的演讲。叶先生说,词在两宋兴起,至元明清衰落,到民国时又得到发展。叶先生的词学研究资料,曾由西泠印社拍出,他们不告诉我是谁买走的,只给了我一本图录。叶先生这批资料是交由陆维钊处理的,陆维钊将一部分捐献给南京大学,另一部分捐献给上海图书馆。我不知道张晖先生的《龙榆生年谱》里有没有用到这批材料,这里面肯定有许多资料是跟龙先生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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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榆生手迹与其师友赠送的照片

我在上海图书馆看到一些龙先生写给叶先生的信,里面谈到当年办《词学季刊》的时候,龙先生自己掏腰包、自己找作者、自己校对、自己搞发行。所以我从叶先生与龙先生的通信,以及这本《龙榆生年谱》中看到龙先生与叶先生的交往。这是中国词学研究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段岁月。如果能找到西泠印社拍出的这批资料,那么我们对于龙榆生先生的研究,对于中国近百年词学的研究,都将进一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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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榆生全集

《文汇报》的报道非常有趣,说龙榆生的这批手札,足以写半部现代文化名人史。他交际广、兴趣广,内心善良,并且他对手札的收集,是有备而来的。他给别人写了若干封信以后,才收到回信。比如,陈毅的信上说,龙先生给他写了两通信,陈毅才给他回信。沈尹默说,龙先生给他写了五封信,沈先生回了一封,并且说他有“嗜札之癖”。

在6月11日的开幕式上,龙先生的四女儿龙雅宜谈到,在她们的少女时代,父亲给这些名人写信,让她们拿着包到邮局去寄。名人们回的信,也是她们到邮局去取的。她说展览上的这些作品,有可能就是当年她们姊妹几个寄出去,又取回来的手札。

龙榆生先生是一个复合型人才,他既对中国传统词学深入研究,又对书画、手札有着同样的喜爱,也编了两本关于手札的专著,普及型的,不是很有深度,但很重要。现在只是一个研究室,我们还打算成立一个研究会,让中国现代文学馆、北京大学等对龙榆生研究感兴趣的学者参与进来,使之成为一个文人性的学术活动。我们做了一本《龙榆生研究》,旨在抛砖引玉,为学者们今后深入研究龙榆生,提供一些资料和视角。

在东升汇和龙榆生家人的支持下,我们尽量做得有一定的品味,这样才对得起龙榆生先生、张晖先生,以及关注龙榆生研究的各位老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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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编辑陆灏

陆灏(《文汇报》编辑):我对龙榆生先生,其实没有什么研究,因为词方面,我不是很懂,但买过他很多书,包括张晖先生编的《龙榆生年谱》,我就说一下我的见闻。

九十年代的时候,我曾去苏州拜访过两次钱仲联先生。钱先生跟龙先生差不多是同时代的人,他们都有曾在敌伪时期跟着汪精卫做事的经历。记得钱仲联先生毫不避讳地说起过这段经历。他说当时中央大学文学院先请龙榆生,龙榆生不知什么原因没去,后来请了钱仲联。抗战胜利后,钱仲联逃到了常熟,没有被判刑,但是龙榆生被判刑了。

钱仲联说,解放后他就夹着尾巴做人,从不抛头露面,所以没事。而龙榆生呢,陈毅去看了他之后,他骨头就轻了,所以“反右”的时候,又吃了一次苦头。当时我对龙榆生产生了这样一个印象:他不像钱仲联那样守得住。这个是有一点偏见的。

后来,我看了《夏承焘日记》,夏承焘与龙榆生的关系特别好。抗战的时候,龙榆生从上海到了南京,他是最早“落水”的。对此,当时上海的老先生都非常气愤。

《夏承焘日记》中写到这一段的时候,就把龙榆生的名字去掉了,但大家一看就知道是在讲龙榆生。夏承焘在抗战的时候是守节的,他后来到了温州乡下,没有“落水”,但当时很多词学研究者后来都纷纷“落水”了,龙榆生是第一个,而且龙榆生去南京的时候,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

夏承焘这个人非常好,他自己没有“落水”,说龙榆生身体不好,家庭负担很重,家里那么多小孩,在上海没办法过日子。他说:“我就是一个人,没小孩,我无所谓”。因为没小孩,反而成全了他。不管哪个时代,唱高调的人特别多,我觉得夏承焘非常了不起。

其实龙榆生的罪是很轻的,他无非就是在汪精卫政府担任监察委员之类的官职,相当于现在的议员,当然汪精卫出钱给他办了《同声月刊》。当时所有人都声泪俱下地控诉汪精卫,但龙榆生在接受审判的时候,却为汪精卫说话。他说“士为知己者死”,当年他身体不好,家里情况也很不好的时候,是汪先生把他请去的。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汪帮了他,所以他要为汪说话。为此,他被判得蛮重的。一个书生能在这个时候这样说话,我觉得龙榆生挺了不起的,是值得佩服的。更了不起的是夏承焘,他拼命想办法帮助龙榆生,先是托关系争取为他轻判(当然后来没有轻判),之后又送东西给他。夏承焘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国法是国法,私交是私交。”不能因为国法,而影响他们私人的感情。一般人看到朋友遇难,马上划清界限,或者唱高调,而夏承焘在这个时候还帮龙榆生,非常了不起。龙榆生出狱后,夏承焘也是第一个帮他的人。从夏承焘身上,我们就看出中国文人知识分子有骨气、重情义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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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无量致龙榆生札

这次展览我只看到一封夏承焘的信,其他人的信也只有一封、两封。如果龙榆生与他们的通信全部保存着,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些手札中看到龙榆生与周作人、与夏承焘之间的关系。另外,我觉得信札是比较本色的,有些文人平时写的字与信札上的字是一样的,比如周作人、沈尹默,而有些文人平时写的字与信札上的字就很不一样,比如吴湖帆、谢无量。谢无量的书法,大家觉得很拙,被称为“孩儿体”,但他的信札上的字不是这个样子,蛮漂亮的,他的“拙”或许是装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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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丁建顺

丁建顺(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我想从龙榆生作品的收藏角度来谈。刚才郑重先生讲到,中国这百年来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处于时代变革中的人,有着非常强烈的割裂感。那个时代的收藏家们含辛茹苦,甚至忍辱负重,凭着他们的人文情怀和对历史的责任感,当然更多的是自身的喜好而从事收藏。比如王世襄,骑着破自行车到北京各区县地摊上搜集文物。纯粹是个人喜好,而并不是带有明确目的的收藏。但若干年后,这些文物的价值就凸显出来了。

不同于王世襄的是,龙榆生有一帮好儿女,这是非常难得的。很多名家,他们收藏的终极目的不明确,最终不是被社会不良分子骗走,就是被不肖子孙变卖,甚至贱卖。比如,我的老师洪丕谟先生逝世之后,他留给儿子的珍贵藏品,被论斤卖给书贩子。书贩子知道我是洪先生弟子,在研究洪先生,想高价卖给我,但是我收藏的一手资料已经足够多,所以没有买。而龙榆生先生的几个儿女,不仅悉心保护好父亲留下的珍贵资料,而且没有一个人试图将其据为己有。

龙先生经历过日伪政权时期,经历过1949年以后的政治运动,而他的收藏一直持续不断且保存完好。龙先生有这样好的儿女,与他良好的家教有关系,他宽以待人。刚才陆灏先生讲到,他曾凭着书生意气帮一些人讲话。这说明他很重感情,为人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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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尹默《南京工学院札》

这里面又有其复杂性,比如马一浮、沈尹默、潘伯鹰、赵朴初,我们发现他们的书信与我们印象中他们的书法,差距不大。他们基本上能够长时间地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准,他们书信的面貌很接近我们以往对他们的判断。但有些文人不是如此。首先我们要对作品的真伪进行一个鉴别,这是做研究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另外,人的丰富性确实是我们想象不到得复杂。吴湖帆的手札体与他在画上的题跋,完全不一样。因此,我们的研究就需要有一个新的思路。要研究前人的书法,就要尽量将他们的资料找全。看到一个人最好的作品,我们会很兴奋,会对其产生强烈的兴趣,但看到他非常不好的作品,我们的判断不能轻率和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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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大函及诗札》

这些词学家的手札有哪些词学价值呢?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词学批评的价值。这些词学家包括夏先生、唐先生,在他们成系统的著作和论文中,固然会提出一些词学观点和词学意见,但是在与朋友的书信交往中,他们也会不经意地流露出一些词学的观念。我之前整理过夏先生的论词书札,是夏先生和龙先生讨论一本书。我当时非常震惊,曾经有一个机会让这两位词学大师合著一本书,叫《唐宋词选》。如果这本书能够出来,应该是很有学术价值的。这本《唐宋词选》原本计划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建国初期成立)出版,社长是王元化先生、钱伯城先生,但最后这件事情流产了。至于原因,我也向钱伯城先生请教过,他说好像是受“胡风案”的影响。

然而,夏先生在给龙先生的信中,却寄了两份样稿,是他注辛弃疾的两首诗,一首是《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还有一首是《破阵子·为陈同甫赋状词以寄之》。这两篇样稿就在书札里面,这样我们就一方面,可以看到这两位词学大师未完成的词学专著的初始面貌。另一方面,夏先生对这两首诗的评价,对研究词学家的思想也是很有帮助的。

二是词学掌故、词学历史。建国后,由于条件的限制,词人的交往很多都没有记录下来。唐先生、夏先生给龙先生写的信,风格完全不一样。夏先生在给龙先生的信中,谈的多半是学问,基本上都在讲词学的问题,而唐先生研究方向是词学文献学,他跟龙先生的交集不是很多,所以他在信中主要跟龙先生讲生活情况、家常事比较多,比如最近身体不太好,开什么会,比较忙。还有他自己创作的诗词,用毛笔写好,寄给龙先生。这些信札还保留了名家的诗词创作,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所以,词学批评、词学掌故、词学论著、诗词创作,这些都是这些词人手札对于我们词学研究的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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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榆生全集》编辑黄思维

黄思维:我参与了《龙榆生全集》的编撰工作,主要负责《忍寒诗词歌词集》。这个部分原先是由张晖先生整理的。龙先生的手稿在龙家保存得很好,我有机会看到了手稿,纠正了之前版本在平仄格律方面的一些疏误。我在北京的时候,有一次龙雅宜女士拿来一张信笺,上面有一首诗,是龙榆生先生在1964年或1965年写给陈寅恪先生的。还有一首是冼玉清写给龙先生的。

我将这首七律收录到全集里,将陈寅恪、冼玉清写给龙先生的信,附在后面。看到龙先生收藏了那么多名人的手札,我有个想法,应该将龙先生自己的手稿,也公布出来。龙先生的诗写在小本子上,大概有十二本。他寄信以后,会把写给别人的诗,也写在小本子上。现在收录到《龙榆生全集·忍寒诗词歌词集》里的仍然是选集,不是全部。假如把龙先生的这十二小本诗全部公布出来,对于进一步了解龙先生的诗歌成就,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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