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比喻衍生的译学思索有哪些

复旦大学中文系 杨焄

在回顾早年童话创作的艰辛历程时，安徒生坦言有不少作品均改编自本国或外来的民间传说，“其余真是出于我自己的创作的，只有《小伊达的花》《拇指丽娜》和《小女人鱼》，所以这三篇应当算是我起头的三篇创作的童话。最后一篇颇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我也就因为得到了这篇的成功，立意以后还要自己创作”（张友松译《安徒生童话的来源和系统——他自己的记载》，载1925年《小说月报》第十六卷第九号），足见这篇《小女人鱼》——也就是后来习称的《海的女儿》——在其文学生涯中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钩稽考较这篇童话自近代以来的汉译历程和早期各种译本的异同得失，以及由此衍生的各类创作和引发的褒贬评议，也有不少耐人寻味的遗闻轶事可供覆按。

一、从“重述”“改编”到“直译”

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高级编辑的孙毓修从1909年起主持编纂《童话》丛书，率先将这篇童话译成汉语，并改易其篇名为《海公主》（《童话》第一集第五十六编，商务印书馆，1917年）。在全篇临近结束时，他只含糊其辞地交代道，“这段故事，在下是从外国书上翻译下来的，到底有这起事没有这起事，在下也不能说定”，并没有具体说明所依据的底本。稍事比勘后不难发现，其主要人物和基本情节都源自安徒生童话，在铺陈敷演时则有许多加油添醋的增饰。全书甫一开卷便竭力夸耀人类生活的繁华闲适，提到“清风明月，不用钱买”，就把李白《襄阳歌》中名句的“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檃栝在内。随后描摹海王耗费多年心血营建王宫，“千门万户，杰阁重楼，不输秦始皇阿房宫的广大，汉高祖未央宫的坚固。他的材料，尽是海中所有的珊瑚明珠，宝气涵波，精光夺目。世界上的王宫，不过些砖泥木石罢了，此又秦皇汉武，所及不来的”，则将阿房、未央这些耳熟能详的古代宫殿拈来作比，以彰显海底生活的奢华富贵。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使原本异域色彩浓郁的童话，掺杂进不少本土文化元素，显而易见是为了迎合中国读者的趣味，以利于接受和传播。

为了适应儿童阅读的实际需求，孙毓修还对原作的情节和人物做了不少删繁就简的改编。安徒生依次描写了五个姐姐在年满十五岁后获准上岸游玩，回来后绘声绘色讲述各自的游历见闻，藉此逐步渲染小人鱼对人类世界的向往渴盼。孙译本则将五人归并起来一起叙述：“小公主有五个姊姊，年岁皆比他长得许多，都能离了海底，到海面上去，游玩景致。”相形之下，其烘托效果就不免多有逊色。小人鱼的老祖母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配角，正是她娓娓讲述的那些新奇事物，才勾起孙女们对陆地生活的强烈好奇和无穷想象；也正是她提到唯有人类方能具备不灭的灵魂，才惊醒天真懵懂的小人鱼，激起她化身为人的坚定决心。然而在孙译本中，她却根本没有一席之地，触动小人鱼遐思愁绪的那些原因也便随之荡然无存。小人鱼之所以想要离开海王宫，仅仅是因为对海底景致“早已看厌了”，“只有长吁短叹的心情，没有怡情悦性的兴致”，所以盼望着能早日长大，“也好到海面上去见个世面，不要终日闷在宫里了”。与王子再次相见时，她一心也只想着将自己“如何相念，如何变成人形，种种心事，诉说一番”，俨然就是一个情窦初开、为爱所困的少女。孙氏就此抛开原作里追求灵魂不朽的主题，将其改造成传统才子佳人小说的模式。

更有甚者，孙毓修还越俎代庖，对故事结局做了彻底改写：“后来那王子到底丢了小公主，另娶他人。小公主气忿不过，走到海边，向水中一跳，陡时沉入海底。从此以后，他的结局，便不得而知。”为了与此照应，还特意在前面补上一段王子与小人鱼重逢时的场景：“王子既感他救命之恩，又爱他生得美貌，极愿娶他为妃，只嫌他是个哑子，所以还没有订定。”将原作中王子赴邻国提亲，误认邻国公主为救命恩人，遂与之缔结姻缘，而小人鱼在历经矛盾挣扎后宁愿牺牲自己化为泡沫，由此却超升至精灵世界，并有望在三百年后升入天国等曲折过程删削殆尽。如此大动干戈，恐怕是考虑到中国儿童缺乏相应的文化背景，对这些情节势必倍感隔膜而难以索解，但明显削弱了原作中既哀婉感伤又沉静内敛的情调，王子更是成了觊觎美色而喜新厌旧的反面人物，非但完全背离了安徒生的初衷，更使整个故事落入了“痴心女子负心汉”的俗套。

孙毓修编译《海公主》

如此师心独造的翻译，并没有得到时人的普遍认可。西谛（郑振铎）在《安徒生的作品及关于安徒生的参考书籍》（载1925年《小说月报》第十六卷第八号）里尽管大力表彰“中国最初介绍安徒生的是孙毓修先生”，但也委婉地批评那几篇译作“不是译的，只可算是重述”。而且因为大家对外来童话还相当陌生，“所以安徒生虽由孙先生介绍给我们，也不曾引起大家的兴味”。可见孙毓修虽然因地制宜做了大量剪裁改编，可安徒生童话的译介推广依然举步维艰。江（茅盾）在《关于“儿童文学”》（载1935年《文学》第四卷第二号）里更是直言不讳，认为“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运动，“大体说来，就是把从前孙毓修先生（他是中国编辑儿童读物的第一人）所已经‘改编’（Retold）过的或者他未曾用过的西洋的现成‘童话’再来一次所谓的‘直译’。我们有真正翻译的西洋‘童话’是从那时候起的”。郑振铎和茅盾都曾参与过《童话》丛书的编纂，对其编译方式及利弊所在自然知之甚详。孙毓修的翻译无疑令人意有未惬，才会激起后人纷纷重译的兴致。

从自出机杼的“重述”“改编”发展到步趋原作的“直译”，其实仍需要经历一段漫长的蜕变演化，并非如茅盾所言，到了“五四”以后便一蹴而就。《小朋友》杂志在1923年分九期连载了樊琛、醉云合译的《人鱼公主》，为方便读者还为各个章节代拟了简明扼要的标题，计有《海底的宫殿》《众公主游历海上》《六公主的游记》《王子的宫殿》《祖母的解答》《女妖的帮助》《小公主进王子的王宫》《王子的婚姻》和《人鱼公主的死》。译文经汇编整合后，译者改署为陈醉云、樊仲云及吴翰云三位，由中华书局在1924年正式出版，此后曾多次重印。新译本虽然不像孙毓修那样大肆篡改原作，但不少细节依然做了颇有意味的增删。比如在小人鱼上岸之前，祖母为显示其尊贵身份替她仔细妆扮，译本翻空出奇给小人鱼添上了一段心理描写：“她很觉不愿意，心中想：‘我的本质，已够美丽了，又何必用这些东西去装饰！装饰得不好看，怕反要玷污我的本色哩。至于尊贵不尊贵，更不成问题，为了虚荣而受痛苦，真不值得啊！’”这个译本被收入中华书局主编的《我的书》系列，主要针对低幼年龄儿童。三位译者在此借题发挥，提倡保持本色，贬斥贪慕虚荣，大概是想充分发挥寓教于乐的功用。又如在小人鱼与祖母讨论人类寿命时，译本刻意隐去祖母所说的人类年寿有限却能灵魂不灭，只让小人鱼慨叹：“我们的寿命，虽然比他们长，但我总觉得做人有趣味。要是我能够变为人类，就是减少我二百年的寿命，我也很愿意的。”原作里令她深陷苦恼焦虑的灵魂朽灭困境，竟然被偷梁换柱简化成了单纯的生活趣味问题。与此相应，译本最终仅叙述小人鱼“化为云的女儿”，与诸多同伴成群结队升至天空，“在晴空中浮游着，觉得又轻快又自由，正是舒畅的了不得；小人鱼公主这时，也不禁很高兴地唱起歌来了”，将原作里精灵们谈论行善三百年便可使灵魂获致不朽，此后就能顺利升入天国等大段内容都略去未译。想来也是担心本国儿童缺乏相应的宗教常识，照实迻译难免引发疑惑。如何妥善处理这类问题，确实困扰到不少译者。范泉在多年后编写《安徒生童话集》（永祥印书馆，1948年），“为了要切合国内的小读者，曾将原著略加增删”，当务之急就是“要避免不切中国国情的宗教色彩”，“不致产生不良的效果”（见该书《附记》）。在西风东渐之初，陈醉云等人如此删改原作确有不得已的苦衷，倒也不必过分苛责。

叶君健译《海的女儿》（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

三、由翻译衍生的各类创作

随着这篇童话的各种译本纷纷问世流传，其中一些故事情节或人物形象也通过不同的方式，融入其他本土作家的各类创作之中。出人意料的是，除了顺理成章地影响儿童文学创作之外，居然还绵延渗入到电影歌曲、散文、新诗等不同文类。

鲍维湘的短篇故事《捉人鱼》（载1927年《小朋友》第269期）讲述兄妹俩读了《人鱼公主》后被童话情节深深吸引，整天幻想着能够亲手捉一条人鱼，于是每逢假日便结伴前往海边寻访。有一次两人正将眼前的壮阔海景与童话中的描绘相互印证，竟然听到附近山洞中有人在唱歌。他们好奇心顿起，悄悄靠近后发现“在一个山洞外面，有一块四面环水的岩石，那人鱼女郎却的确坐在上面呀”。等他们冲出去紧紧抱住人鱼女郎，准备拖到沙滩上时，却不慎弄破了她的尾巴，“她从那破碎的尾巴里，伸出两只肥白的脚来”，“正和《人鱼公主》里的小公主变人一般”。最终真相大白，原来是电影公司正在此处拍摄影片，沉迷于童话的小兄妹闹了场有趣的误会。引人注意的是在全篇结束时，作者特意加了一条类似图书销售广告的附注：“《人鱼公主》是一篇最有趣味的小说，中华书局出版，定价一角。”鲍维湘是中华书局专门负责儿童读物的编辑，发表过不少儿童文学作品，后来还编著过《安徒生故事》（儿童书局，1947年）。这篇为了宣传推广自家书局出版物而创作的小说虽然比较稚拙，倒不妨看作是“假私济公”而别出心裁的产物。

周楞伽的《人鱼为什么叫公主》（收入《小朋友物语》，北新书局，1932年）讲述小人鱼因为治好了久病不愈的龙女而受到龙王册封，并和龙女结拜做了姊妹，所以也被人称作公主。内容情节和安徒生童话本无任何关联，然而在故事一开始却自设问答：“有人问：‘人鱼为什么叫公主呢？我们常常在书上见到人鱼公主的名词，这是什么缘故？’他这问话是应该的。不错，人鱼为什么要叫公主呢？说起来原来有这样一篇故事……”就此引出下文。所谓“常常在书上见到人鱼公主的名词”云云，恐怕和先前孙毓修译《海公主》、陈醉云等译《人鱼公主》的出版流行相关。在现代本土儿童文学方兴未艾之际，往往会仿效依傍早就蔚然兴盛的外来童话，诚如叶君健所言，“由于我们没有太多厚实的儿童文学传统和遗产，我们的作家也就有一定的局限性，有提高自己的素养和借鉴外国优秀儿童文学的必要”，安徒生童话是“世界优秀的儿童文学遗产之一，我们没有理由不向他借鉴”（《安徒生童话的翻译》）。周楞伽借用“人鱼公主”的称谓另行构思谋篇，为安徒生童话影响本土儿童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个案。

滕固译《小泉八云的文学讲义》

更令人莫名惊诧的则是前后意见截然相反的徐调孚（徐名骥），他早年和顾均正合作翻译过《女人鱼》，还盛赞安徒生是“世界最伟大的天才之一”，其童话为“近代的不朽的名著”（《近代名著百种·七、童话全集》，载1927年《小说月报》第十八卷第六号），可仅仅数年之后，他又以“狄福”的笔名发表《丹麦童话家安徒生》（载1935年《文学》第四卷第一号），原本是为了纪念安徒生“一百三十周生忌，七十周死忌”，开篇却声色俱厉地呵斥道：“逃避了现实，躲向‘天鹅’‘人鱼’等的‘乐园’里去，这是安徒生童话的特色。现代的儿童，不客气地说，已经不需要这些麻醉品了。把安徒生的童话加以精细的定性分析，所得的结果，多少总有一些毒质的。就今日的眼光来评价安徒生，我们的结论是如此。”如此刻薄严酷的措词，居然出自一位衷心热爱安徒生、并曾通过翻译其童话来纪念自己“疼爱的未满十足岁的女儿”（徐调孚译《母亲的故事·付印题记》，开明书店，1931年）的译者之口，这样突兀激烈的反差着实让人深感惊愕。尽管文中对安徒生童话“处处充满着儿童的精神”，“最容易使小孩子诵读”仍不无肯定，但矛头最终还是直指其不能令人满意的落伍思想：“他所给予孩子们的粮食只是一种空虚的思想，从未把握住过现实，从未把与孩子们时刻接触的社会相解剖给孩子们看，而成为适合于现代的我们的理想的童话作家。”这倒揭示了他态度突然逆转的关键所在，即在他看来，《女人鱼》这类作品只能带给孩子们不切实际、虚无缥缈的幻想，而无助于他们认识乃至进而批判严峻的社会现实。徐调孚的转变隐隐折射出三十年代后社会环境的严峻复杂，而随着政治形势日趋残酷激荡，有类似反应的人也越来越多。范泉在《新儿童文学的起点》（载1947年4月6日《大公报》）里同样强调儿童文学创作要密切关注社会和政治：“像丹麦安徒生那样的童话创作法，尤其是那些用封建外衣来娱乐儿童感情的童话，是不需要的。因为处于苦难的中国，我们不能让孩子们忘记了现实，一味飘飘然地钻向神仙贵族的世界里。”陈伯吹在《儿童读物的检讨与展望》（载1948年4月1日《大公报》）里也认为，“这一时期的儿童读物是从‘想象’的踏进‘现实’的境界”，那些“王子公主的童话”太过“无聊”，“怎能让儿童在幻想世界中求满足呢？要叫儿童的小眼睛观察着，小头脑思考着这世界上的一切真相”。明白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情势，对他们也就不必求全责备，而当设身处地秉持了解之同情。

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安徒生童话虽然并没有被完全打入冷宫，可最为人津津乐道大抵是具有激励教育功用的《丑小鸭》《坚定的锡兵》，或是能轻易比附社会批判的《皇帝的新衣》《卖火柴的小女孩》。即使有人偶尔提及《海的女儿》，也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到，小人鱼“离开了家去寻找幸福，牺牲自己去救别人，表现了很好的精神品质”，还得立刻郑重申明，“《海的女儿》读起来比较晦涩一些”，“安徒生的童话宗教气味很浓厚，这是因为当时的时代的关系”，所以要特别注意鉴别、剔除其中“表现抑郁的、消极的成分”，时移世易，“今天我们的童话应该表现出乐观、开朗的思想感情”（金近《文学的特殊形式——童话》，收入《童话创作及其它》，少年儿童出版社，1957年），当然需要和安徒生作品划清界限。

将翻译安徒生童话作为毕生志业的叶君健，在持续不断修订润色译文的同时，也在逐渐揣摩探寻这篇童话的丰富意蕴。在为安徒生撰写的人物传记《鞋匠的儿子》（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中，他就提出小人鱼等人物虽然出身于贵族家庭，“实际上是贵族中的叛逆。她们要突破贵族的那种庸俗的狭隘圈子而追求更高尚的生活。对于安徒生来说，这样的人是真、善、美的化身。通过这些人的努力，我们的这位童话作家希望人们能走近一个美丽的世界——一个真、善、美的世界”。尽管仍不免拘泥于阶级出身的论调来进行分析阐说，可在极其有限的空间里还是大胆地给了小人鱼最高的褒奖。在《〈安徒生童话全集〉译者前言》（收入《叶君健近作》，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中，他更是直接从这篇童话着笔，揭示小人鱼所渴盼的“不朽灵魂”的具体内涵，“他把‘人’描写得那么庄严，那么高贵，那么美丽，‘海的女儿’把获得一个‘人’的灵魂当作她最高的志愿和理想”；进而剖析安徒生的思想和创作，“因为他热爱‘人’，他就热情地歌颂‘人’应具有的优良品质：勤劳、勇敢、坚强的毅力，牺牲的精神，克服困难的决心，等等”，小人鱼“就是他在这方面所创造的典型”。这些评议显然已经挣脱了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窠臼，着重围绕“人”这个关键词，引导读者去感受那业已久违甚至一度讳言的人性光辉。其实最初吸引叶君健，促使他下定决心将安徒生童话“直接从丹麦文译成中文”的，也正是其中“充满了哲理、人道主义精神和爱”（《安徒生童话的翻译》）。在遭受多年困顿摧折之后，早年经历的濡染和感召依然深沉绵长。

叶君健还将多次实地探访丹麦安徒生博物馆的见闻所得与数十年来的悉心摸索交融于《在〈海的女儿〉背后》（收入《读书与欣赏》，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一文中。他一方面介绍童话的创作本事，“‘海的女儿’并不是一个凭空幻想出来的女子形象，而是有具体的典型和真实情感作为基础的”，童话里的小人鱼和她深爱的王子，在现实中就是安徒生本人和他一直仰慕的姑娘。只是终生独身未婚的安徒生“不希望人们知道蕴藏在他内心里的对任何女子的爱情，那怕是一点痕迹”，所以在童话中刻意让自己化身为小人鱼，而让对方成了王子。另一方面，他又对男女主人公精神气质及其与安徒生毕生追求的关联做了鞭辟入里的分析，“王子是优美、华贵、端庄、聪明、雅致和高尚风度的化身，也就是安徒生理想中的‘人’的化身，‘海的女儿’代表天真、美丽、善良、仁厚、无私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她不惜付出一切代价追求生命中一件最宝贵的东西——‘人’的灵魂，这个追求也正是安徒生作为一个艺术家的追求”。在追求美好高尚的过程中，小人鱼屡经考验和挫折，“却丝毫也不动摇，从不失去信心，甚至在生命存亡的最后关头也是如此”。这也是安徒生终生恪守的人生准则：“不管发生什么，也始终忠于自己的这种信念和情感，直到生命的最后。”《海的女儿》之所以是一部感人至深的不朽之作，就在于充分体现了人类生活中这种“非常可贵的精神”。

在可以视为其翻译最终定本的《英汉对照安徒生童话全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里，叶君健再次郑重强调，《海的女儿》这篇童话“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对于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即‘灵魂’问题”，“这个‘灵魂’并不是宗教中所说的那种神秘的东西，而是具有实际‘道德’意义的属性”（见该书《序》），从原作中提炼抽绎出超越具体时代、更具普世意义的价值。而在概括作品主旨后，他又进一步引申发挥，“在这里安徒生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已经是‘人’了，但我们有没有‘灵魂’？没有灵魂的人能算是‘人’吗？”（见《海的女儿》篇后所附译者评析）促使读者在掩卷深思之余也能扪心自问而反躬自省。叶君健晚年回顾一生的颠沛坎坷，感慨自己“不过是时代中的一颗沙粒，得服从时代的制约，个人的意志和‘抱负’起的作用实在有限得很”（《“向后看”》，收入《东方赤子·大家丛书·叶君健卷》）。可即便在大部分时间内都身不由己，他还是铢积锱累完成了安徒生童话全集的翻译和修订，支撑并激励着他的想必也正是那种源自《海的女儿》的“非常可贵的精神”。而这篇童话在遭受了种种曲解批判后，终究还是历久弥新，呈现出“对于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永恒魅力。

叶君健《英汉对照安徒生童话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