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人数事故等级划分及问责(如何正确看待通报)

在舆情应对与处置中官方通报是释放权威信号、平息舆情风波的重要手段,及时、有效的官方通报有利于舆情的平息及问题的解决,而通报不当则容易引发争议,酿成次生灾害,给相关部门舆论引导及事件处置,带来一定的风险与挑战。下面我们来看两则案例的通报,对比一下,正确和错误的通报分别带来什么样的效果。

案例一:通报失误如何导致负面舆情

2019年10月9日,山东菏泽发生一起重大公交事故。当晚,菏泽市牡丹区交警大队通报发布通报称,事故致二人死亡、三人轻伤。随后,网民“@陶然_sherlock”自称是死者家属,在新浪微博上实名发帖,表示实际死亡人数与通报人数不符,称“交通事故死亡三人及三人以上,才可评定为‘重大交通事故’”,因此质疑“市政府瞒报死亡人数压低事态”。此事很快引发网民广泛关注。10月10日晚,菏泽市政府新闻办再次发布通报,称事故已造成三人死亡、三人轻伤,对于网络实名举报问题,已组成调查组全面调查。

虽然,13日,事故调查组通报称,牡丹区交警大队未详细调查救助细节致漏统一人,相关人员将被依纪依规严肃处理。但是,从整体舆情来看,关于死亡人数的“瞒报”举报,形成了事件的次生危机,并推高了整个事件的舆情热度,直接将关注点从“事故关注”转变成“政府瞒捂”,引爆舆论敏感区。

因此,通报失误的消息传出后,大众的关注焦点就从对公交事故本身的追问,迅速转移到对官方的质疑和问责中去,官方取代事故本身成为舆情主体。对照事故死亡人数等级标准来推测瞒报动机也就有了传播驱动力和发酵空间。加上后真相时代的来临,网民在接受网传“小道消息”时,往往难以辨别信息的真实性,情绪走在了事实前面,各种猜测、质疑在社交媒体中流淌。这种舆论失焦的情况很大程度上加重了负面情绪的扩散。

案例二:正确的通报增强官方可信度

死亡人数事故等级划分及问责(如何正确看待通报)

2019年7月10日,浙江杭州市淳安县9岁女童章子欣于4日被家中两名租客带走后下落不明,两名租客已自杀。此后数日,失联女童下落始终牵动人心,舆论不断揣测租客作案动机,对留守儿童安全防范及监护人职责等议题展开讨论。经过数日寻找,7月13日,象山警方确认章子欣尸体已在宁波象山海域找到。

14日晚,“@浙江公安”发布全面案情通报,当地媒体刊发对专案负责人的文字访谈介绍案情。随后,浙江省检察院指导杭州市、淳安县两级检察院提前介入调查,杭州市检等相关部门联合开展留守儿童安全隐患排查活动。

本事件中,浙江当地多级、多地警方在通力协助的基础上有序发布信息,妥善开展舆论引导:案发地淳安、象山警方先后发布失联通报;杭州、宁波等市级公安以官微通报、视频直播等方式动态发布数十条信息,缓解了公众在“寻人期”的信息焦虑;淳安警方通过央视对相关网络传言作出澄清说明,驱散舆论猜疑;确认女童遇害后,浙江省公安厅提级发布两千余字的权威通报,并以媒体文字专访形式,回应案件是否涉及拐骗拐卖、两租客为何自杀等舆论关注点,“补强”了官方通报可信度。使舆情热度稳步回落。

对比,以上两起舆情通报发现,官方不当通报易引发次生灾害,舆情研究显示,不当通报主要有以下表现形式:

一是站位过于官方,混淆内部汇报与舆情回应的界限。突发舆情事件中,官方领导响应有利于提振舆论信心,提高舆情处置的权威性。然而官方通报中“领导做了什么”“领导重视”等情况所占比重过大,对舆论关心的事件最新动态、事件起因、经过、影响等细节通报较少,则容易引发质疑。

二是脱离事实,与公众认知相悖。官方通报及时迅速抢占舆论场固然重要,但以事实为依据必不可少。

三是含糊不清,或缺乏详细事实支撑论断。官方通报如若语焉不详,容易陷入自说自话境地,引发质疑。

四是缺乏必要人文关怀,出现刺激舆论情绪词语。官方通报中应注意规避使用易造成公众反感、质疑的词汇,如“临时工”“合同工”“不明真相”等,尤其注意不要生搬硬造一些词汇或使用一些生僻词汇,如“间歇性精神障碍”等,以防止公众产生政府推脱责任、隐瞒事实真相的误解。

如何增强官方通报效果:

第一,快速反应,客观准确通报信息。突发事件发生后,相关部门快速反应,针对基本事实进行恰如其分地分析,及时给出通报,对平稳妥善处置该舆情具有重要作用。

第二,公开透明,释放权威信息。公开透明是纾解公众质疑的有效方式,可以帮助涉事主体迅速取得舆论话语权,并及时树立负责的公众形象,防止网上各种不利猜测、质疑和炒作,最大程度压缩流言形成的空间。通报应注意在事件不同阶段的信息发布,及时公布事件最新进展。

第三,理顺情绪,回应核心关切。对引发社会关注的热点事件,首先应增强通报的针对性,对舆论关注的痛点、疑点、关切点进行精准释疑,有的放矢,避免陷入“自说自话”的怪圈,折损通报效果。

第四,推动实际问题解决。舆情事件关乎民众切身利益,往往有具体的网下事件,并反映了一些现实问题。因此,官方通报除了主动快速引导、释放权威信号、正面回应疑虑外,也要突出对实际问题的解决,这是公众最为关心的。通报只有以推动实际问题的解决来回应社会关切,才能彻底铲除公众质疑的土壤,维护政府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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