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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看病人有忌讳不怎样化解

xz1080 • • 创业经验

 

出于对精神疾病和心理疾病的病耻感，很多患者尽管觉察到自己有痛苦，但还是拒绝去精神科或心理科就诊。有的患者对自己的疾病加以否定，不肯就医；有的患者非常兴奋，很难用常规的方法劝其就医；还有的患者干脆用武力抵抗。作为家属，该如何劝说家人就医这就成了一个很令人头疼的问题。面对这几种窘况，家属一般只能有两种选择：要么拧不过患者，依了患者；要么多找几个人帮忙，强制就医。前者容易延误治疗，后者容易伤害感情，加深患者对家属的误解。

家属应该如何说服精神障碍患者去看医生呢？首先，我们需要尊重患者不想背负精神疾病诊断的心理需求，劝说患者就医时，不要强调要去治病，而是着眼于解决患者遇到的问题。其次我们要知道重性精神疾病患者是没有自知力的，不要尝试让患者意识到他扭曲的认知，避免和患者陷入到对于事实真相的探讨中。

分享一个我自己的临床历险记。我在医院出心理门诊时，有一个自己独立的诊室。有一天上午11点多，我正准备去吃午饭，一个又黑又瘦的女孩拉着一个大大的行李箱推门走了进来。她有点胆怯地打量了一眼我的诊室，略带紧张地问我：这是心理科吗？我挂号了。我本来想跟她说：上午没法接诊了，等下午再来。可看着她好像很疲倦的样子，又拉着个行李箱，估计是从外地赶过来的，我担心她有什么危机情况。

因为就在不久前我也是这么意外地接诊了一个外地在北京打工，感染HIV的年轻人，他本来打算要自杀的，临死之前想找个心理医生说说心里的秘密。幸好经过及时的干预他打消了自杀的念头，临走时我特意跟他握了握手，向他传递一个信息：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人都会因为他感染了HIV而歧视和拒绝他。我也相信对于普通人来说再简单不过的一个握手，将会在很长时间给予他积极治疗和继续活下去的信心。从那以后我就特别留意门诊病人有没有需要紧急危机干预的情况。

所以面对这个看上去风尘仆仆、忧心忡忡的女孩，我又重新穿上工作服，邀请她坐下。她一坐下就很着急地跟我说，她的梦想就是要当一个演员，她要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她这次来了北京就不会回去了，一定要考上。我当时心里就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这姑娘好像有点缺乏现实检验能力，以她的外表条件非要执著地当演员，这恐怕遭受的打击不会少。我试探性地询问她：你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伤心事？

女孩开始愤怒地控诉，村里的人都骂她是骚货，连她的父母也骂她骚货。她情绪激动地质问我：你说，我想当演员就是骚货吗？他们凭什么这么说我？虽然我觉得她一定要当演员有点不切实际，但也确实觉得不应该就此骂人家骚货。我还是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所有人都骂她呢？后来想想她说村里，觉得或许偏远山区大家对演员这个职业存在偏见吧。

随着女孩接着往下说，我一直隐约存在的奇怪感觉变得越来越强烈。女孩说村里的人天天骂她，还有人在车站追杀她，父母不是亲生的，和村里人一起迫害她，把她关到精神病院。她是从精神病院偷跑出来的。有人在她脑袋里装了芯片，监控她。经常有男男女女在耳边对她进行谩骂。此时我对这个女孩“精神分裂症”的诊断基本已经明确了。

我正在想着应该怎样帮助她，女孩突然问我：你说，我到底是不是精神分裂症？那个时候我真得不太确定她的意图是什么。但对于一个疾病的治疗，承认疾病的存在一定是有利于增加治疗的依从性的。我想起南希.麦克威廉斯在《精神分析诊断》一书中提到过的她的一个精神分裂症的个案，当南希拿着教科书，逐条对照患者的症状，患者自己确认了精神分裂症的诊断后一下子就释然了。我想或许这个女孩从当地精神病院跑到北京，也是想确认一下自己的情况吧。刚好我的诊室也有一本教科书，我也想试试南希的方法。

我拿着书本很谨慎地跟女孩说：我们一起来看看书上是怎么诊断精神分裂症的。我话还没说完，书还没打开，女孩瞬间眼露凶光，一下子从沙发上跳起来，逼到我面前，恶狠狠地盯着我：你说什么？你说我是精神分裂症？我心里想，糟了，她不是要来确认自己的疾病，她是想从我这里得到否定答案的。很显然，我的回答已经激怒了她，此刻她的被害妄想投射到了我的身上，只要我接下来稍有言语不慎，她就很可能会攻击我的。而那个时候，大家都去食堂打饭了，我所在的门诊楼静悄悄的，保安在楼下，我和她单独在关着门的诊室里，即使我呼救，可能也不会有人来救我。

我迅速让自己冷静下来，快速地在脑海里组织语言。我努力保持住脸上的笑容，假装对她的威胁毫无觉察，继续用温和的语气跟她说：我知道你很紧张，因为现在外面有很多人要迫害你。但是你放心，在我这里你是安全的，我一定会保护你的，我们一起来想想办法。我说了这番话后，她的神情柔和了下来。

我接着想，接下来我是说服她离开我的诊室呢还是要把她放置在一个有人照管她的地方。因为很显然，对于一个有着各种议论性、命令性幻听和被害妄想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她随时可能在症状的支配下做出伤害他人或者伤害自己的事情。

当时我在的医院和派出所就隔着一条马路，我们和派出所的关系一直很好。我想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女孩交给警察。

打定主意后，我推心置腹地跟女孩说：你想想，现在有人追杀你，我们躲在哪里最安全？是不是找警察？只有警察才能制服坏人。而且我们还可以让警察带你去医院找外科大夫，给你动手术，把坏人装在你大脑中的芯片取出来，这样那些坏人就跟踪不到你了。女孩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她同意了我的处理方法。女孩允许我离开去找警察，我马上联系了医务科，医务科给福绥境派出所打了电话，几分钟后警察就来了。女孩非常顺从地跟着警察走了。

处理完这一切，我才察觉自己后背冷飕飕的，衣服汗湿透了，双腿发软，站都站不住了。想想都后怕，当时只要稍有差错，我可能就没法活着走出诊室了。

如此详细地去赘述这个过程，我只是想让大家更真切地去体会，在和一个看上去非常抗拒去就医的患者交流时，我们强调就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只有站在患者的角度——这个角度是患者看待问题的视角，比如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女孩，她的角度不是要治疗精神疾病，而是要摆脱他人对她的迫害，让患者觉得我们是真心为他好，是真得想解决他的问题，这样才能取得患者的配合，让他接受我们的建议。

刚才讲的是原则，劝说家人就医时要站在对方的立场去谈问题。下面简单总结一下具体可以怎么做。

对于否认自己有病但并不兴奋的患者我们可以采取劝说的方法，但需要注意精神障碍患者最忌讳听到“精神病”、“你有精神病了”、“看精神科医生”等话语，尽量回避这些话语，以免引起患者的反感。一般患者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情绪上、躯体上不舒服的感觉，比如烦躁、抑郁、头疼、失眠等。家属可以从这些病人能够认可的症状下手，劝他去做心理咨询，或者以理解、同情的态度与患者一起谈论病情，让患者感到你在试图帮助他摆脱痛苦。

比如对有幻听的患者，家属可以说：“你总是很不情愿地听到有个声音在命令你干这干那，这样多受罪呀，不如我带你找个人看看吧。”对有妄想的患者，家属可以说：“总有人在害你，议论、跟踪你，你感到非常痛苦、焦虑、紧张，我替你找个人咨询一下，帮你找找原因，你看怎么样？”

如果患者实在不愿意去专科医院就诊，家属还可以先带他去综合医院的心理门诊，那里的医生也都具备精神科知识，能够提出诊断治疗或进一步处置的意见。

当使用以上方法还有困难时，家属有时候就不得不使用善意的谎言把患者骗到医院。有时可称家中某人不舒服，请患者陪着去看病；有时可谎称某个朋友住院了，约患者同去探望；有时可说找熟人办事，让患者做伴……当然，谎言只能用一次，而且最好用于那些必须立即住院的患者。

对于兴奋躁动、有强烈自杀意图，伴有酗酒、药瘾症状的患者，可采用强制性手段，有时还需要精神科医生、护士或公安人员的帮助。另外，对于一些家属多次劝说都不来看医生的患者，家属可以先把患者的情况向医生描述，然后医生再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出些主意，最终达到让其就诊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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