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和70后的烟民们，应该都听过这样一句顺口溜：“一云二贵三中华，红塔山下阿诗玛”。
1988年国务院批准在全国首先开放了云烟、红塔山、阿诗玛等13种名优卷烟，引发了中国烟草产业一场深刻的品牌革命。
在这十三种名烟中，“红塔山”牌香烟以其谦逊但不失尊贵的风范，始终如一的高端品质和不断革新的技术，在接下来的近二十年中受到了市场的普遍推崇，一直屹立于中国名烟的行列，成了最受消费者欢迎的烟草产品。
随着“红塔山”的风靡全国，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它的生产厂家玉溪卷烟厂已经发展成为当时中国第一、亚洲最大的现代化卷烟企业，拥有职工4800多人，固定资产8.54亿元。
1994 年，玉溪卷烟厂完成卷烟产量 167.9万箱，实现工业税利146.7 亿元，职工人均年创税利363.3万元。1995年1-6 月份，共生产卷烟 93.6万箱，实现税利77.77 亿元，职工人均年创税利363.3万元。
1994年12月，以玉烟卷烟厂为后盾的云南红塔集团总公司宣告成立，这也标志着玉烟卷烟厂这家始建于1956年的地方企业，迈出了”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并向集团化、规模化、国际化方向发展的步伐。
这一切成绩的取得，都与一个人分不开——他就是当时红塔集团的掌门人褚时健。
一、
1928年，褚时健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由于他自幼头脑灵活，聪明好学，步入社会后很快受到领导器重，27 岁就担任了玉溪行政公署人事科长。
据其弟褚时佐回忆，1979年初，组织上找褚时健谈话，准备调他去玉溪卷烟厂任厂长，或者去玉溪市的一家煤矿担任党委书记。褚时健本人想去煤矿，但妻子不同意，51岁的褚时健，于是在这年10月去了玉溪卷烟厂。
褚时健上任时，玉溪卷烟厂还只是一个破落的地方小厂，厂里的大部分设备仍是几十年前的新产品，还经常发生故障，因此厂里的生产也是面临随时停产的威胁。
褚时健刚上任不久，厂里的锅炉便坏了。工人们一点也不在意，因为这个锅炉经常坏，一坏就要修上个一两个月，工人们刚好可以不用开工了。
褚时健找到厂里的修理工，问需要多长时间才能修好这个锅炉？修理工告诉他，之前的厂长在时，坏过一台48天才修好，这一次也要40天。
“40天？那怎么行，我等不了！”褚时健把厂里的修理工全部召集到他的办公室，给他们定下了4天必须修好的硬任务，如果修不好，修理工就全部滚蛋。
看到褚时健不好糊弄，修理工们知道遇到硬茬了。三天半之后，这个锅炉就修好了，褚时健的威信也在玉溪烟厂正式确立了下来。“在这个新来的厂长手下做事，可不能马虎”也成了全厂工人的共识。
二、
1981年，褚时健打破了全国烟厂全部使用国产卷烟机的传统，率先从国外引进了一套生产设备，在很短的时间里便完成了设备更新和技术人员的培训。
玉溪卷烟厂的产能从此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生产加工能力和效率一下子跃升到全国前列。
在改进烟厂硬件设备的同时，褚时健还对香烟的生产制作流程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
经过研究，他发现影响卷烟质量的关键是烟叶的质量，于是他提出了“将第一车间建到烟田里”的口号，决心从烟叶的质量入手，大幅提高玉溪卷烟厂生产的香烟质量。
当时全国的烟叶生产都是由烟草公司负责，烟厂只负责生产，没有管理烟叶生产的权力。于是褚时健就找到当时玉溪市的领导，在领导的支持下，玉溪卷烟厂在玉溪市通海县建立了全国卷烟企业的第一块”优质烟叶生产基地”。
这个基地的烟叶由玉溪烟厂投资，采用科学方法管理，生产出来的烟叶由玉溪烟厂收购。这个做法，为玉溪厂日后成为”亚洲第一烟草企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有了高质量的产品后，褚时健又对当时香烟的生产销售体制开刀了。他冒着被撤职的风险，向云南省有关领导提出了他独创的”三合一体制”。
在这个体制中，烟厂厂长既是专卖局局长，又是烟草公司经理，让香烟的供、产、销形成一条龙，将这三个环节有机结合起来，由烟厂去统一调度。
褚时健的这个改革方案，突破了计划经济体制那种硬性板块式的模式，但却得到了独具慧眼的云南省领导的支持。
褚时健终于摇身一变，他领导的玉溪烟厂成为全国首家按照”三合一体制”运行的烟草企业，储时健本人也兼任了玉溪的烟草专卖局的局长。
手中有权之后，褚时健又对玉溪卷烟厂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烟厂实施了“单箱卷烟工资奖金含量大包干”。
这种大包干，就像联产承包使农民一夜吃饱穿暖一样，很快调动起全厂职工的积极性，玉溪卷烟厂很快便打了一场翻身仗。
为了提高员工的积极性，褚时健在当时企业发奖金不得超工资30%的条件限制下，大胆实行计件工资，玉溪卷烟厂的职工每生产一件烟，可获得5元奖金。
在八十年代那个普遍工资只几十元的时代，玉溪卷烟厂的员工普遍月入都在300元以上，工人们的生产劲头全部被调动起来了。
褚时健的改革，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后来，褚时健又以玉溪卷烟厂为基础，组建了“红塔集团”。
“红塔集团”掌控的卷烟生产、营销规模，从褚时健上任时的每年 27.5 万箱，税利 9700万元，猛增至每年218.3 万箱，实现利税193 亿元，不仅占到了云南全省年财政收入的近 60%，同时超过了当时全国工业企业第一名的大庆石化。
“红塔集团”就此一跃成为世界第五大烟草企业，禇时健也赢得了“烟王”之称。
三、
“红塔山”是储时健上任后来力推的一款拳头产品。在九十年代，“红塔山”曾经7次蝉联“中国最有价值品牌”，品牌资产评估位居中国卷烟行业第一。
在消费者心中，红塔山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一个标杆，代表着国人所理解的“中国经典”的标准。
随着”红塔山”的崛起，褚时健也迈上了事业的巅峰。1990年，褚时健被授予全国优秀企业家终身荣誉奖“金球奖”；1994年，褚时健被被评为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
在“红塔山”红遍全国的九十年代，红塔山成了所有烟商竞相追逐的一款产品。所有人都知道，“红塔山”在全国特别好卖，而且出厂价格也不高，云南省内的批发价仅为8元1条，拿到手后可以卖上上百元一条，甚至每到过年前后，零售价格更是被炒到近200元1条。
要想顺利地从红塔集团批到“红塔山”，只需要一个东西：褚时健的批条。在“谁能批到红塔山，谁就能发财”的心理支配下，玉溪烟厂的门口每天都围满了想得到褚时健批条的烟商，以及一些神奇的、能搞到批条的“能人”。烟商圈子里也开始流传起了一句话：“认识红塔王，定个小目标，赚上一千万。”
四、
90年代中期，红塔在这样的体制构建下开始”腾飞”，褚时健”把一个地方小烟厂做成了亚洲第一，世界第五的烟草帝国”。固定资产从几千万元发展到70亿元，年创利税近200 亿元。”红塔山”卷烟品牌无形资产被评估为332亿元，云南省的一些领导甚至称它为”印钞工厂”
褚时健也成了中国的”烟草大王”，烟草行业的”教父”。某卷烟厂请他去”传经送宝”，红地毯一直铺到厂外很远。他点石成金，大笔一挥就把你变成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得到他的批条，就等于发财。
与此同时，”红塔帝国”的权力也全部集中到褚时健一个人的手上，要想拿到“红塔山”，必须要拿到他的条子。他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身边人称他”老爷子”，其他人叫他”老板”。
当时一条红塔山成本只要几块钱，但出厂价格定在50元，辗转到外地市场便是200元一条；即使这样，市场上也是哄抢一空，一烟难求。只要褚时健的一句话，或是谁能拿到他批的一张条子，这个人便是躺赢稳赚上百万的利润。
人的是非与贪念，往往都在一念之间。褚时健最终没能战胜自己内心深处的欲望，与行贿者构成了利益共存体。
“红塔山”香烟火了，褚时健开始堕落了，他利用职权和职务便利为他人批烟倒烟，满足自己的私欲。
短短几年时间，褚时健和妻子及其女儿收受 了大量贿赂，为他人批烟倒烟。仅褚时健的妻子马静芬一人，便收受了140多万元人民币、8万美元、3万港币和大量贵重物品。
褚时健案发后，司法部门对其住宅进行搜查，收缴赃款500多万元人民币（含存单、国库券、债券）、4万多美元、近百万港元，收缴价值100多万元的赃物和价值400多万元的8处房产，总价值超过1100万元。仅从床底起获的密码箱内的赃物中，就有金表、金条、金佛、金项链、金耳坠、金手链及各种玉器等。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1995年2月，一封 来自河南三门峡的举报信，敲响了腐败的 “烟草帝国”丧钟。
纪检人员经过两年的仔细调查，发现了褚时健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公款170多万美元；以及为他人批烟谋利，接受贿赂3630万元人民币、100万元港币、30万美元和大量贵重物品的事实。
河南省三门峡市烟草分公 司某人勾结洛阳水泥厂驻洛办事处临时工林政志，用行贿手段，先后给褚时健送去大量礼金和金货 等。从1991年11月至1993年9月，林政志等人共从玉溪卷烟厂5次购进卷烟8167 件，获利818万元。
1998 年，70岁的烟王”褚时健在“红塔集团”飞速发展之时，人生跌入了深渊。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贪污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先是判处褚时健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担任褚时健辩护人的马军律师，在褚时健被捕后与褚时健有过多次深入的接触。
据他介绍，为企业创造的巨大利益与其个人收入之间的强烈失衡，是导致褚时健犯罪的主要原因。尽管有很多人为褚时健鸣不平，但在法律面前，理大于情。
马军律师回忆说：褚时健在受审时，曾对法庭上对前来旁听的红塔集团的员工们说：“对不起，我很内疚，没把大家的事办好！”
褚时健入狱后，昆明市常委、副市长字国瑞接替褚时健，出任红塔集团总裁兼党委书记。
随着褚时健的倒台，“红塔山”这个香烟品牌也逐渐没落，逐渐被广大烟民遗忘。
五、
90年代初，中华和红塔山几乎囊括了全国高档烟市场，国内基本上没有可以与这二者相竞争的品牌。
但到了2006年，红塔山在主流12元以上高档烟的市场占有的市场份额下滑到不足10%，到了2010年之后更是降到了2%左右。
更令人痛心的是，目前市场上的“红塔山”经典1956的价格在7–11元左右，基本上已经被甩出了高档香烟市场，成为普通人抽的烟，和“中华”烟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
“红塔山”没落的原因固然有很多，比如在它红火之后，市场上出现了许多假冒的“红塔山”，对它的形象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但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褚时健的入狱，才是“红塔山”没落的最大原因。
褚时健的入狱，导致红塔人心不定，红塔集团也错失了当时的市场机遇。在褚时健之后，红塔集团开始产业的多元化，分消了不少精力，这一点与后来居上的“杭烟”集团刚好成了鲜明的对比。
做为后起之秀，“杭烟”集团一开始根本不是红塔集团的对手。但杭烟集团认准烟厂应该以生产高品质的香烟为主业，重视新型口味香烟品种的研发，终于大获成功。
1995年开始的烟草专卖新政策，取消了卷烟流动市场，使得卷烟的传统流通渠道发生了重要转变，烟草的渠道管理需要从粗放式模式转变为精细化管理。
而红塔集团在这时恰好发生动荡，没有准备好深入下沉市场，也没有在下沉市场着手建立一支流通渠道，更没有重视东部沿海市场对高档烟的需求，几乎是主动放弃了高档市场，这也是“红塔山”走向没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以前褚时健在位时，红塔集团的产品不愁卖，所以集团上层产生了一种骄傲自满的心理，即便是集团的一个小小业务员，面对批发商时也是横挑鼻子竖挑眼的，而不顾烟草政策改革之后，以及市场经济之下，红塔集团不再是昔日高高在上的不愁嫁的“公主”了。
得罪了批发商的结果就是，“红塔山”在市场占有率的比例越来越低，直到最终卖不动。
其实褚时健一开始对“红塔山”的定位，就是普通收入的工薪阶级。在“红塔山”畅销的年代，国内高收入的人群基数并不大，烟民的收入普遍平均，所以以7—11元定价的“红塔山”，销量一路领先。
“红塔山”的价格，是褚时健根据当时市场的具体情况定的价。但后来市场发生了变化，红塔山却失去了它的掌门人褚时健，所以红塔山在高档烟领域的竞争力便被其他品牌所取代，逐渐没落，直至成为市场上的低档香烟。
本文作者也是个烟民，但已经很久没有买过“红塔山”了。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笔者专门去过几家超市，发现“红塔山”和一些廉价香烟一起，被摆放在柜台的一个角落里。
再一看边上的定价，仍然是10元一包。在今天的烟草市场上，这个价格可以证明：昔日辉煌的“红塔山”，已经沦落为低档香烟一族。
六、
褚时健入狱两年后，由于认罪伏法，积极改造，被减刑为有期徒刑 17年。2002 年，因其患严重的糖尿病，获准保外就医。
回到离别多年的家之后，褚时健经过调查，决定和弟弟褚时佐一起，到云南哀牢山承包荒山，种植甜橙。
亲友们知道他的决定后都很不理解：“哀牢山是出了名的贫困地区，生活艰苦，你都70多岁了，去那里种甜橙，你是疯了吗？”
褚时健却有自己的想法：哀牢山自然条件不错，特别适合种橙子。
一直以来，当地村民只知道种玉米和稻子，生活过的很苦，能带领他们通过种植甜橙脱贫致富，也算为社会做了一点有益的事，至少也可以赎罪于万一。
听了褚时健的想法，亲友们不再劝阻，因为他们知道，褚时健是一个下了决心就一定要去做的人。
在哀牢山，褚时健租了 2000 多亩荒山，又自费引进了一批优质甜橙苗，雇了一些农民，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创业。
褚时健知道果园要创利，必须在管理上下功夫，于是他又采用了当年经营烟厂时的”工资奖金含量包干”模式，给雇用的300 多名果农制定了生产标准，标准细到每棵橙树应该怎么栽、怎么打理，每年应该结多少果，并规定果农只要完成规定的任务且质量达标，就能领到8000元钱工资，年终还能得 2000多元奖金。
褚时健给农民们算过一个账：一个果农如果能完成他制定的生产标准，一年收入的收入可以达到上万元，是当地农民年年均收入的5倍以上。
在这种激励机制面前，果农们生产积极性非常高，很快果园里就结满了品质优良的甜橙。这些甜橙投放市场后大受欢迎，比市场上的橙子价格贵了两倍还供不应求。
初战告捷后，褚时健又成立了“新平金泰果品有限公司”，并给甜橙注册了商标，还获得了绿色食品A级产品证书，他的甜橙也远销到全国很多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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