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暑三候分别是什么，大暑已至高温预警

今日大暑，是夏季最后一个节气。中国古人将大暑分为三候：“一候腐草为萤；二候土润溽暑；三候大雨时行。”大暑节气正值“三伏天”里的“中伏”前后，是一年中最热的时期，同时，很多地区的旱、涝、风灾等气象灾害也最为频繁。大暑节气民间有晒伏姜、喝伏茶、烧伏香、送“大暑船”等习俗。在传世书法作品中，有关避暑的内容，晋唐书家较为少见，宋代文人手札则颇多。如蔡襄《暑热帖》中有言：“暑热，不及通谒，所苦想已平复。日夕风日酷烦，无处可避，人生缰锁如此，可叹可叹！”

大暑来临。中伏相伴。高温持续。酷热难耐。不禁想到一句“偷得浮生半日闲”。

现代人有电扇、空调，古人如何避暑？这无疑是放在嘴边的一句话。其实古人的花样很多，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根本原因在于，技术越是落后，越是依赖人的智商，想象力会被发挥到极致。况且，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所谓“避暑”，其实是避不开的，不过是图一时痛快，变化一下时空，转换心境而已。只有具备了一定的条件，才能谈到“避”，如果身在特殊岗位，该干什么还得干什么。

古代社会和现代社会相比，有很多变化，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技术革新主导的外在环境变化；二是礼俗更替带来心态的变化；三是人口增长，密度膨胀，这一点影响是最直接的，直接侵占彼此的活动空间。过去常说，“天高皇帝远”，现在基本不可能了，很难体会到此等情境，就连海南的“天涯海角”，每天都挤满了人。

面对这样的现状，个人无法改变，只有接受，一定要化被动为主动，主要是心态调整，还是古人总结到位——心静自然凉。

书家印人比较特殊。他们是想避暑但又不能完全避开的那一类。最常见的低成本避暑之法，躺在大树下乘凉，闭目养神，只能什么也不做。对于书家印人来说，基本不可能。从事书印创作，虽然算不上沉重的体力活，毕竟需要手工操作，尤其是写大字、刻巨印，需要消耗脑力和体力。既然有能量消耗，体温就会上升。为什么说心态最重要，原因就在这里。俗话说，曲不离口、拳不离手；夏练三伏、冬练三九。但凡需要操练的艺术类型，书法、唱戏、唱歌、武术等等，都需要坚持。“夏练三伏”就是说大暑之日，也不能间断，从中也见证了书家印人的成功来之不易。

欣赏阅读古代书家印人的作品，可以体会到清凉之境。所谓“避暑”，说穿了，就是寻求一种心理安慰，好之而乐之。创作的过程，是与挚友交流的过程，也可能是独享的过程，自己与自己交流。阅读欣赏的过程，就是不断发掘和体验的过程。

晋人手札，基本上是刻帖，内容比较单一。唐代书家，后世很少单纯从文人角度来看待，多是高官大僚，作品为碑刻巨制。有关避暑的内容，得从宋代文人手札中去寻找。

北宋 蔡京 《节夫帖》

宋代几位大手笔书家都有作品。蔡京《节夫帖》写道：“昨日终日远劳同诣。下情悚感。不可胜言。大暑。不审还馆动静如何。想不失调护也。京缘热极，不能自持。疲顿殊甚。未果前造坐次。悚怍。谨启代面叙。”“京缘热极，不能自持。疲顿殊甚”，说明因为天热而懒得动。此帖风格近似米芾，笔力雄健，气势不同凡响，从姿媚的笔法来看，是从唐人书法入手，直溯“二王”。用笔挥洒自然，高雅格调；结字出之天然；起笔落笔呼应，创造出多样统一的字体，分行布白经过精心安排，左顾右盼之中求得前后呼应，达到了气韵生动的境地。

北宋 蔡襄 《暑热帖》

蔡襄有《暑热帖》，又名《致公谨帖》，其中有言：“暑热，不及通谒，所苦想已平复。日夕风日酷烦，无处可避，人生缰锁如此，可叹可叹！精茶数片，不一一。襄上，公谨左右。牯犀作子一副，可直几何?欲托一观，卖者要百五十千。”字里行间略见抱怨之声，感喟“日夕风日酷烦，无处可避”，但最终上升到人生哲学的高度，“人生缰锁如此，可叹可叹”。唯有喝点清茶，稍带送友人精茶数片，可解暑热，感受到人生情趣。蔡襄的很多感慨，最终都是中国人的情理，“暑热，不及通谒”，热天尽量不要去别人家拜望，省得招人烦。端庄的楷书夹杂以行书笔法，法度严谨，浑厚端庄，淳淡婉美。

北宋 唐垧 《致胡宗愈伸慰帖》 27.7×36厘米

同是北宋的唐垧名头小一些，留下了《致胡宗愈伸慰帖》：“前日赵无愧见过。窃审小令嗣倾逝，闻之怅骇。想计天性之爱，过为伤悼。以谒禁所拘，无繇伸慰。门下瞻望哽结，不胜下怀。大暑中尤望以理自遣，强饭精摄。副此深祷，谨上。记下执事不宣。”唐垧（生卒年不详）字林夫。宋熙宁初赞成变法，为王安石所引进，后又与安石相龃龉，因贬官，徙监吉州酒税。信中提到的赵无愧，当为同时期的士大夫赵君锡，无愧为君锡之字。收信人“完夫府判朝奉学士”即胡宗愈，字完夫，嘉佑四年进士。神宗初，累官至同知谏院。忤王安石，贬通判真州。信的主要内容是说，唐垧从赵君锡处得知，胡宗愈的儿子夭殇，于是写信安慰他。其中有“大暑中尤望以理自遣”云云，这封信应该就写在熙宁三（1070）六月。书风知古人笔意，近类蔡襄，端庄严谨，略少情趣之变。

米芾《逃暑帖》纸本 行书 纵30.9厘米 横40.6厘米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藏

米芾传世有《逃暑帖》：“芾逃暑山，幸兹安适。人生幻法中，为虐而热而恼。谚以贵所同者热耳。讶挚在清之中，南山之阴。经暑衿□一热恼中而获逃此，非倖□。秋可去此，遂吐车茵。”米芾不说“避暑”，而说“逃”，与众不同。《逃暑帖》见证了米芾在某个夏天过得悠闲自在。老米当时在地方做官，刚转任“监中岳祠”这一闲职，除了帮皇家看护一下庙产，时间全可自由支配，所以就带着一家老小，躲进深山。为躲避酷暑，米老尽情享受“南山之阴”。一个“逃”字，境界全出。米芾顽劣的性格一览无余。对比来看，亦庄亦谐。米芾快意人生，拿得起放得下。用笔比较含蓄，不激不励，与其它帖相比，温和许多，笔画轻重时有对比，结体造型欹侧变化，平添了几分俊迈超逸之气。

在蔡京和蔡襄之间，有一段聚讼纷纭的“公案”，到底谁该位列“宋四家”？从书法风格来说，蔡京当入。从年龄上来说，蔡京和米、黄等接近，辈份也相近，虽然米、黄尊苏轼为老师。蔡京尤其和米芾交好。蔡襄和蔡京是同乡、同姓、同宗、同朝的“兄弟”，但蔡襄比蔡京大35岁，算得上两代人。蔡襄其实没有被列入的理由，从书法风格上来说，完全是“尚法”遗绪。蔡襄被替换了则是因为蔡京人品低劣。蔡襄比其余三位年龄要大，特别是米黄。要知道，古人极其讲究尊卑有序。这个问题其实在“初唐四家”欧虞褚薛的身上也存在，欧阳询比薛稷大92岁，几乎相隔一个世纪。我一直怀疑四人并称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综合考虑蔡京的人品和蔡襄的书风，应该是“宋三家”。但中国人喜欢一个“整数”，那就四个人吧，皆大欢喜。

元 赵孟頫 《避暑帖》

元代赵孟頫和明代唐寅皆有《避暑帖》。赵写道：“正欲作避暑之饮，投我桃李，冰囗间有佳果矣。但无琼瑶之报，如何不已。”和五代杨凝式所写《韭花帖》可相媲美。信手随意写来，笔意婉转停匀，妍润多姿，自然地流露出性情意趣和功力修养。札中真、草间出，映带匀美，较之正规书作，更多抑扬、奇正之态，流溢出温雅清朗的审美意蕴，展现出书家一圆、二润、三熟的独特艺术风格。唐伯虎写道：“吴门避暑不愁难，绿柳荫浓画舫宽。 石首鲜呈黄蜡面, 杨梅肥绽紫金丸。 密遮竹叶凉冰檐, 散插榴花角黍盘。 忽报洗天风雨至, 一时龙挂万人看。”书法从颜而来但不浅显，自有一种美妙无比的风格。用笔圆转妍美，不急不滞，圆润秀丽，结体玉骨丰姿。

明 唐寅 《吴门避暑诗》 纵138厘米 横31厘米 辽宁省博物馆藏

赵、唐两人的心态一直不舒坦。赵孟頫是因为时代原因、出身原因，唐寅是性格原因、个人原因。尽管如此，与宋代文人相比，心性仍然一脉相承。看来，在享受生活情趣方面，古人一点不比今人差。玩的有格调、有档次。其实，要想消暑，最关键的就在于改变自己的心情。心情烦躁会愈加闷热，心情平静，则有无上清凉。对比当下屡屡提倡的“文人书法”来看，文人不是靠外形和着装来界定的，而是内心世界、精神世界，有没有文人心性最重要。对个人来说，要有文心、文气和文胆，整体上而言，所有人的累加，就是文脉。如果不具备这些特征，则必定与文人无缘。

康熙题“避暑山庄”

到了清初，康雍乾三代热爱书法，创作水平在清代也是最高。“避暑山庄”乃康熙所题。皇帝老儿可不得了，直接给自己造一座避暑山庄来逍遥。其中最常见的一种做法，便是引凉水至屋顶喷淋，“四隅积水成帘飞洒”，成了“清凉殿”。这等造假，一般人享受不起。“热河”顾名思义则大谬，名有“热”却是避暑胜地。热河之名源自避暑山庄内的温泉，水流入武烈河后，在当地冬季寒冷的气候下亦不结冰，蒸汽蒸腾，所以被称为“热河”。推测是冬暖夏凉。热河在清代是关外东四省之一，龙兴之地，故而青眼有加。

清代人口数字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乾隆六年（1741）突破了一亿大关。经济发展使得社会分工更加明确，逐渐出现了职业书画家印人。相比之下，官员身份就凸显出来。比如说广东人曾望颜，乃道光二年(1822)进士，迁御史。一生刚正严毅，铁骨铮铮，知而无不为，时称“曾铁面”。所书“胸次月临天宇静，豪端风鼓海涛飞”对联，师法唐颜真卿，书风雄强浑厚，高古静穆，又融入苏轼笔法，兼有圆润秀雅闲逸的气质。

对于伊秉绶来说，虽是一个官员，因为在书法史中极见分量，所以绝少从官员的角度来论及。书法成了他人生的主战场，尽管他颇有政声。这就是所谓的“盖棺定论”吧。

清 伊秉绶 崇情淳意联 丁卯中伏

清 伊秉绶 雅才好事联 丁卯中伏

伊秉绶在丁卯中伏，挥汗如雨，创作不辍，精品迭出。此时54岁，正是个人状态的巅峰期。选出三件对联，一件行书，“崇情符远迹，淳意发高文”，两件隶书，“雅才宜续西清笔，好事时开北海尊”，“谭经宗马郑，埽室待羊求”。对联是伊秉绶留下来最多的作品样式。伊秉绶行书以颜为根基，兼取明代李东阳，笔画变细，与粗壮的隶书形成强烈反差，构建了“现代趣味”。这是伊秉绶超出同时代的人之处。“伊隶”是将颜楷和《张迁碑》巧妙结合，大巧若拙，看上去只有几何线，点画和圆弧，却蕴含了万千变化。突破了传统隶书的结构和笔法，凝重整肃，气势宏大。两件隶书对联虽然书写于相近时期，却各见变化，不愧为大家手笔。

清 伊秉绶 谭经埽室联 丁卯中伏

晚清时期，大量职业书画家登场，以创作来消暑，热情不因暑气而消退，反倒更加高涨，值得学习。

近代 吴昌硕 竹宾翰墨 丙申大暑

近代 吴昌硕刻“勋伯赏鉴”青田石章 故宫博物院藏 己未大暑

吴昌硕许多年的大暑都有书印精品问世。丙申（1896）大暑刻“竹宾翰墨”，边款写道：“竹宾尚书邮寄索刻，真翰墨缘也。同心离居，珍重珍重。”这是为韩国人闵泳翊所作，见证了吴昌硕的跨国金石缘。吴昌硕一生给他刻了三百多方印，比有的印人一生的作品都多。此印从封泥化出，左右两侧边栏残破，右侧巧妙借边，左侧笔断意连。“翰”字下部留空，与“宾”字右下角相呼应。点睛之笔在于“墨”字最底一横左端留出气孔，使得全印活力充沛。己未（1919）大暑刻“勋伯赏鉴”印，石材为名贵的田黄，石好佳刻，成为故宫镇院之宝。章法布局极其巧妙。四字笔意从《石鼓文》出，右二字左低右高，穿插咬合，边栏残破，左边栏整齐，形成反差对比。中间竖栏极为巧妙，从印面左右分会离合的处理来看，气息灵动，又不至于松散。辛酉（1921）大暑书“晚翠轩”横幅，此时已经78岁高龄，用笔方圆兼施，笔道率意、厚重，结体灵活，随意自然，富有神采，对石鼓文有深刻的体会，能够直取其神髓，整体呈现出一种刚健老辣、凝重古雅的艺术风貌。对于吴昌硕来说，哪怕身体偶有小恙，创作也不间断，《致潘志万札》写道：“酷暑奔走如此，目痛如此，而奔走如此，真可笑也！”这件写于酷暑中的手札，真实地记录了艺术大师的创作状态，“目痛如此”，成功不易！

近代 吴昌硕 晚翠轩篆书 辛酉大暑

近代 吴昌硕《致潘志万札》 “酷暑奔走如此，目痛如此，而奔走如此，真可笑也！”

最带劲的是王福庵。在戊寅（1938）大暑乃至整个伏日期间，创作持续未停。目前所见，有一件临《?鼎》扇面和三方印章，时58岁。看来，老夫子真正做到“夏练三伏”，不叫一日闲过。要知道，就在1925年，王福庵不慎触电，手臂受伤，伤愈之后，端坐刻印常感不适，于是改为卧榻上镌刻。由此可见，王福庵经常躺着刻印，实是不得已而采用的姿势，不是故作高深。“会心处不在远”边款记：“福厂仿名人印，戊寅大暑”。大热天刻“银屏昨夜微寒”之类的“冰语”，心里自然有凉意。边款记：“见明人印谱中有此印，爱其静穆，酷热闷人临此，逭暑。戊寅七月朔中伏日，福庵避兵沪上并识。”第三方“小楼吹彻玉笙寒”也是有意选“凉词”，边款写道：“戊寅酷暑逼人，小楼寂坐。用南唐中主词句作印，以逭暑，不计其工拙也。”王福庵的元朱文能在林皋、汪关之后另辟蹊径，与稍后的陈巨来拉开距离，以切刀刻元朱文，清雅雍容，渊然有味，独具一格。另有一件署“癸酉年”大暑的临作，时在1933年，也是手臂受伤后的作品，却看不到一点瑕疵，用笔规整匀净、温润劲健，结体从容潇洒、瘦中寓腴，风格秀劲蕴藉，浑厚古朴，自成一家。王福庵做到了几十年如一日，值得推许。

近代 王福庵临《?鼎》扇面 戊寅大暑

近代 王福庵 会心处不在远 戊寅大暑

近代 王福庵 银屏昨夜微寒 戊寅中伏

近代 王福庵 小楼吹彻玉笙寒 戊寅伏日

同属“海派”大佬的蒲华，与虚谷、吴昌硕、任伯年合称“海派四杰”。丙午大暑时作对联“抚凌云而自惜，扶飞仙以遨游”。用笔看似乱头粗服，逸笔草草，多不经意，但意境高古，雅逸潇洒，格调极高。伏日跋张长史《率意帖》云：“学大草书，昉阁帖而寝馈旭素，则必有所得。……此率意帖，世所罕见，字只数行，可知草圣之为草圣也耶。观摩者须作举头天外之想，扑去俗尘三斗。”可知此老平生所仰，皆是旭素正宗，与缶翁之自我作古大有不同。书风淳厚多姿，画燥润兼施，苍劲妩媚，风韵清健。蒲华书法异于同时代的任何书家。碑学大潮之下，一些书家为了塑造自我面目，努力向碑学深处开拓。邓石如、何绍基和赵之谦的实践无疑为碑派书法开辟了新路。但也出现了一些追求个性以至于走火入魔的书家。总的来看，碑学导致晚清无草书大家。正当此际，蒲华对前贤的继承和演绎发挥，无疑示范了一种成功方式，使帖学在冷落的边缘中仍存余绪。这正是蒲华书法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清 蒲华 抚凌挟飞对联 丙午大暑

清 蒲华 丁未伏日

蒲华学颜，首重不是法度，而是天趣，随意放浪，在众多的学颜者中独具一格。相比之下，客居沪上的童大年，用笔显得拘谨老实。辛巳大暑应好友“葆观”之求集“柳射夕阳好，花逢微雨鲜”石鼓文对联，用笔柔中带刚，风格古朴淳厚，使人望之直如一纸精拓，故赞誉者谓之“百炼钢化为绕指柔”。

近代 童大年 集石鼓文柳射花逢 对联

韩国钧对联“金钟大镛在东序，紫袍玉带真天人”书于辛酉大暑。此时的中国大地已经改天换地。书法主要立足颜真卿，用笔和结字蕴藏碑派笔法，磅礴大气。清民两代书家学颜的特别多，各有千秋，可见颜字旺盛的生命力。

徐悲鸿题胡小石书法有言：“小石才气洋溢，书旨微妙，自得流沙坠简，益清丽浑朴，便欲镕铸两汉晋魏，突过隋唐名家，时人或未之信也。书贵有真意，而宋人太乏工力，否则若朱晦翁、苏东坡，俱是不可一世才德，而未跻极诣，则此二者胥不可偏废也”。“壬申大暑”，徐悲鸿时38岁。徐悲鸿取法在北碑，书法受康有为影响，用笔率意自然，结体疏朗大方，意蕴平淡冲和。

近代 韩国钧 金钟紫袍 对联 辛酉大暑

品读林林总总的避暑翰墨珍品，字里行间记录了各自的状态，得见古人的生活情趣。为了消暑，可以躺在大树下，凉风习习，享受片刻的宁静，或者足不出户，想象心中有一个世外桃源，或者邀请三五知己品茶小酌，把酒言欢，有条件的更是躲进深山，不问世事，放下一切，或者干脆就一任自然，光膀子大裤衩，坦腹面对，任凭大汗淋漓，在酷暑中挥汗如雨，留下好书数行，记下某时某刻的情境和心境。说实在的，不管是不是专职书家，夏日溽热难耐，不妨饮茶读帖消暑，来了兴致，自己可试着写几行，终好过“终日昏昏醉梦间”，“日长睡起无情思”。还是那些老话说得在理：闭门即深山，心静自然凉。古人主要用意念来调节行为以避暑，从中可以看到精神力量的作用。就像如今阅读古人的经典作品，深感震撼，原因在于，前人将整个身心沉浸其中，今人往往浮光掠影，浮躁、浅薄的心情一览无余。所以说，外在条件的好坏是相互转化的。再者，是不是文人书家，身份不是最主要的，职业也不是最主要的，关键是个人的价值取向和志趣所在，最终对书法史的影响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