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政治主张以及治国策略

为政以德:孔子治国安邦的政治纲领

 

孔子“利他”的人生价值观,使他树立了“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人生理想。为此,他汲汲以求,奔波一生,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临死之日,不无遗憾地感叹:“夫明王不兴,而天下孰能宗予?”殷殷之情不能释怀。

孔子生前,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不懈努力,四处奔走,经历了许多坎坷,“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但他矢志不渝,百折不挠。晚年返鲁,致力于整理古代文献和人才教育,为他愿望的达成培育了不少饱满的种子。

孔子活着的时候,热衷于社会政治,渴望登上政治舞台。因为他深知:“修己”易,“我欲仁斯仁至矣”;“安百姓”难,“尧舜其犹病诸”。要实现“安百姓”的理想,没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是办不到的。于是他周游列国,到处游说,积极求用于时君。怎奈他生活的时代“尚诈力”而“蔑仁义”,他的学说显得有些不合时宜,未能引起时君的高度重视。他本人也没得到时人的理解,以为他如此干谒,到处游说,“无乃为佞乎?”他自己曾感叹“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

其实,他求仕的目的,与后世“贱儒”拼命攫取权力以谋私利不同。孔子求用,主要的不是为自己,而是为百姓,为社会。他生逢“礼崩乐坏”的乱世,君臣失位,所以他想重建社会秩序,使“天下归仁”。

他对自己很有信心,他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他的弟子子贡对他说:“假如有一块美玉在这里,是把它藏在柜子里呢?还是找个识货的买主卖掉它呢?”孔子说:“卖掉它!卖掉它!我等着买主啊!”他要寻找一位“明王”辅佐之,实现他“安百姓”的人生宏愿。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瓠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阳货》)

苦苦寻求,没有“明王”,退而求其次。他说他不是“瓠瓜”,不能“系而不食”。他以悲天悯人的大胸怀,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铁肩担道义。他说,如果有人任用他治理国家,他要建立东方的周王朝。

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阳货》)

可见他对西周王朝十分向往。《礼记·礼运》载:“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孔子感叹自己没有赶上“大道之行”的时代,但有志于那样的业绩。

“大道之行”的时代是什么样子呢?孔子这样描绘:“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就是孔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这样的社会“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物尽其用,人尽其才,百姓安居乐业,幸福地享受生活,这正是孔子“修己以安百姓”的人生追求。

孔子生活的时代,已与这样的社会距离甚远。那么,孔子如何实现这个社会理想呢?换句话说,如果有人让他治理国家,他将如何构建这样的社会呢?

子曰:“为政以德,譬诸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

“为政以德”,就是要“博施于民而济众”,这是他的行动准衡,也是他治国安邦的政治纲领。孔子主张以德治国,反对暴力;主张和谐,反对对抗。所以“季氏将有事于颛臾”,孔子反对说:“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

他的弟子冉有则以为,“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孔子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不必“谋动干戈于邦内”。以力服人,非心服也;祸起萧墙,害莫大焉。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子路》)

“近说(悦)远来”是孔子德政追求的最佳政治效果。“近者”何以会“说”?“远者”如何能“来”?盖人君“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黄宗羲《原君》)则可。执政者以百姓之心为心,“忧民之忧”“乐民之乐”,才有可能“出令而民说”,才有可能使“远者来”。

“为政以德”不是空头支票,口惠而实不至,而是“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实绩,“鞠躬尽瘁”的赤诚,是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实惠。所以,孔子主张,“为政以德”要重视三个方面的发展。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路》)

第一,发展人口。人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财富。我们今天以为,在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的情况下,人口的无限增长会带来饥饿、贫困、医疗、就业等等问题,但在孔子时代,人就是最大的生产力。孔子特别关注生命和生命的发展,“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

第二,发展经济。人要生存,首先要有衣食住行的保障,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就谈不上其他方面的发展。孔子虽然赞赏颜渊“安贫乐道”,但不意味他喜欢贫困。“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安于贫,但不追求贫。有了人口以后,孔子主张“富之”,发展经济,不断改善他们的生活,过好日子,享受人生。

第三,发展教育。“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在不断改善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要注重人民精神生活的提高。一个人只追求物质的丰满,不追求精神的挺拔,其人格是不完整的。孔子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从事平民教育的人。

“为政以德”,就是要关心百姓疾苦。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

“敬事而信”,发号施令要慎重并且讲诚信,不能朝令夕改,出尔反尔;“节用而爱人”,既控制财政开支又关心各级政府官员的生活,要量入为出,不能浪费,更不能挥霍,呵护吏属恪尽职守,但也不能透支其精神;“使民以时”,动用民力要利用农闲时节,不可随心所欲。《先进》篇载:季氏要扩建国家仓库,孔子弟子闵子骞说:“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孔子赞赏闵子骞的观点,称赞说:“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不言则已,言必入情入理。在经济不很发达的时代,主张“节用”,勤俭过紧日子,也是“为政以德”的一种具体体现。

“为政以德”,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不可聚敛无度,滥用民力。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颜渊》)

为政以民为本。百姓富足,国君怎么会不足?戒奢以俭,俭则有余。节而用之,焉能不足;糜而费之,自然不够。徭役多,耗民力;赋税重,夺民食。所以孔子主张“使民以时”,反对聚敛。他的弟子冉求为季氏“聚敛而附益之”,他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攻之可也。”不承认冉求是他的学生。

《礼记·檀弓下》记载一则小故事:“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使子路(《孔子家语》作‘子贡’)问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

“为政以德”,要知人善任,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唯亲,要“举善而教不能。”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为政》)

知人者智。领导者要“知人善任”“举直错诸枉”,他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他的弟子冉雍“为季氏宰”,向他请教,他说:“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冉雍问“焉知贤才而举之?”他告诉冉雍:“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看来孔子主张用人有两个标准,一是“直”,人品要好;二是“才”,能力要强。孔子曾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以此相人,听言观行,虽不能无失,或可以有得。

“为政以德”,要“尊五美,屏四恶”,宽、信、敏、公。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尧曰》)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择可劳而劳之”“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切忌“虐”“暴”“贼”“吝”;做到宽、信、敏、公,“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

“为政以德”,要以民为先,“先之劳之”。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子路》)

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颜渊》)

领导者是民生幸福的设计师,要能见微知著,观近虑远,“先之劳之”。“劳”者,忧也。在民之先忧民之生存,谋民之幸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且要“居之无倦,行之以忠”。“行之以忠”就是要竭尽全力;“居之无倦”就是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路》)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卫灵公》)

国家发展,民生幸福是大工程,不可速责效,冀一日之成功,要立足眼前,谋划长远;与时俱进,不可墨守。孔子主张“实行夏朝的历法,乘坐殷商的车子,穿周代的礼服,取舜时韶舞”,采历代文化之精华,成自己一朝之制度,取精用弘,形成超越。

“为政以德”,身正为要,率先垂范,领袖天下,范式群伦。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 ”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风必偃。”(《颜渊》)

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颜渊》)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领导者廉洁奉公,两袖清风,在下者自然会克己自律,清白做人。上梁不正下梁歪。腐败正由高层造成。高官醉心花天酒地,纸醉金迷,僚属难免醉生梦死,利令智昏;上层公然以权谋私,卖官鬻爵,属吏自会损公肥己,行贿受贿。孔子之教,大矣!深矣!

“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人之性,好逸而恶劳,乐嬉游而惮拘检,非宁静难以致远。所以孔子先“修己”而后“安百姓”。

定公问:“一言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惟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其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子路》)

鲁定公向孔子请教会不会“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孔子告诉他语言没有这样的功效,但“如知为君之难”就“几乎一言而兴邦”;“予无乐乎为君,惟其言而莫予违”,就“几乎一言而丧邦”。《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知其难,慎始而慎终,有望享受成功;得意于“莫予违”,指鹿为马,离灭亡就不远了。

“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得民心者得天下。“为政以德”,可使“近者说,远者来”,是治国安邦的最佳选择。然而,人的价值观不同,取向也会不同。没有悲天悯人的大胸怀,非以“修己以安百姓”为志者,不能真行此道。张横渠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口号而已。

孔子有志于此,“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鲁定公八年“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定公十年,与齐夹谷之会,取得了外交上的胜利;定公十三年,谋“堕三都”,“叔孙氏先堕郈”,季氏也“堕费”,而孟孙氏不肯堕成邑,计划受挫;后季桓子“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孔子遂行”“凡十四岁而反乎鲁”“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以“天下归仁”为己任,然不见用,其“为政以德”的许多政治主张,由于没有实践的机会,也只能“托之空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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