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角家世显赫出身无敌的都市小说

汽车沿着深山沟里的一条公路行驶着,连绵的山峰像巨浪般迎面扑来,晶莹的溪流如银线般向后飘舞。大地上下,一片秋色。大约过了个把时辰,车子在一个山脚前的平地上停了下来,抬眼望去,一块挺立的巨石上镌刻着五个鲜红的大字:天下第一家。

德安义门陈遗址到了。

这是一个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家族,创造了历时332年、传承15代、一共3900余人不分家的历史纪录。在这么漫长的时期内,这么多人聚族而居,财产共有,一起生产,一起生活,有饭同吃,有酒同喝,平等相待,和睦相处。这不能不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奇迹!

这是一个跨越了唐朝、五代十国和宋朝三个时期久盛不衰的大家族。而这段历史的前半期正是天下大乱的时期,唐末军阀混战,五代十国争雄,神州上下,烽烟四起。但义门陈家族却逆势发展不断壮大,不仅没有被长期的战乱所击垮,而且打破了一个大家族会随着改朝换代而衰亡的魔咒。这不能不是中国家族发展史上的一个神话!

我原以为,这么一个神奇庞大的家族,肯定坐落在古代的交通要道上,肯定聚集在山区的一片开阔地中,肯定会有不少的陈姓后裔仍在这里繁衍生息。但眼前的情景却完全相反,他们的故地在一条狭窄的山洼里。不要说在古代,就是在交通发达的今天这里也是十分偏僻的。现在虽然有个义门陈村,但姓陈的人家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户,几栋水泥房子建在路边,显得孤独而又寂寞。

历史和现实的反差竟然如此之大。我不由得发出一声感慨:这难道就是当年那个兴旺空前的义门陈吗?

据有关史料记载,义门陈最繁荣的时期,楼阁亭台,耸延四方,旌旗映日,玉柱连云,在方圆二十多里的范围内,各种各样的精美建筑遍布在青山绿水之间。如果把巍峨宽大的正宅比作月亮,那么诸如望迎亭、旌表台、议事厅、百柱堂、大公堂、击鼓楼、秋千院、东佳书院、御书楼、东皋祠、九里殿、百婴堂、百犬牢、酒坊等大大小小的建筑就像撒在远远近近的星星,相互遥望着、呼应着、映衬着、闪烁着,发着不同的光。我心里暗自思忖,这么多的辉煌建筑,怎么会消失得如此彻底,以至无踪无影,连一点点痕迹都没有留下?

是岁月这把刀子的无情砍削,还是人类自己的践踏和摧残?

在翻阅了有关资料后才知道,义门陈的建筑,有些是在自然的风雨中倒塌的,有些是被人类的掠夺和战争毁灭的。仅宋代以来,义门陈就经过了三次大的破坏。第一次是在南宋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流寇李成带着一帮匪徒,冲进义门陈,大肆抢劫财物,砸坏房屋,留下一片狼藉扬长而去。第二次是不久后,金兵南下,德安沦陷,因抗金名将陈士尹是义门陈的后裔,凶恶的金兵对义门陈故里进行疯狂的报复,几乎将所有建筑夷为平地。后来虽有所修复,但往昔的辉煌一去不复返了。第三次是元末农民起义,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十八年,最后在鄱阳湖打败了陈友谅,为了泄恨,朱元璋下令对陈友谅祖居地义门陈先后两次焚烧和血洗。一夜之间,义门陈便成了一片火海和废墟。中国古代有个成王败寇的顽疾,胜利的一方总是对失败的一方毫不留情,非得把其一切铲平,让其在地球上彻底消失不可。

幸好几年以前,德安县车桥镇在当年义门陈正宅的附近重建了大公堂,使人们得以依稀管窥这个大家族的些许面貌。这是陈氏家族祭祀祖先的祠堂,坐落在一个小山垄里,整个建筑顺着地势向上递进。最前面是一个广场,面积不大,却很精致。从广场沿着石阶拾级而上,是一个长方形平台,两根汉白玉圆柱擎天屹立,上书对联一副:聚族三千口天下第一,同居五百年世上无双。接着便是大公堂的正门,红墙灰瓦,飞檐翘角,大门上面悬挂着“义门陈氏”匾额,四周金龙围绕,尽显高贵堂皇。大门前有一口水井,井水清澈甘甜,四季不涸。据说怀孕的妇女喝了这井里的水一定会生男孩。穿过正门,可见一小段灰色的残损砖墙,中间有一个大理石门,看上去有些年头但不像是宋代的遗存。再往上的最高处就是陈氏祠堂,里面供奉着义门陈的历代先祖。在祠堂四周,十四棵古柏树和一棵皂角树苍然挺立。大公堂两旁的建筑是义门陈文史馆。墙上的那一行行文字和一张张图片,清晰地记载着义门陈家族的发展轨迹和脉络,这也是中华民族家族文化的一幅缩影。

我无法想象当年义门陈建筑的原貌,但眼下的这座大公堂,无论是所处的地点还是建筑本身,都显得小气逼仄,与义门陈大家族的名气很不相称。

唐朝太和六年,即公元832年。

对于义门陈家族来说,这是一个永远值得铭记的年份。

这一年,在江州为官的陈旺,携着全家老小,开始了一次非同寻常的迁徙。

陈旺此前居住在江州甘泉乡齐集里杖迁坪,也就是现今九江市柴桑区狮子乡牌楼村。这是他祖辈陈伯宣选择的居家地。陈伯宣出生在福建,年轻时随着父亲游览江州庐山。由于自幼爱好僻静,又博览经史,因而一登上这座峰峦,他就被这里优越美丽的环境迷住了。他见“彭蠡浸其左,九江注其右,豫章都其南,浔阳宅其北。山高水澄,秀甲他郡”,便在庐山圣治峰下的龙潭窝结茅隐居,一边过着远离尘世的生活,一边注释司马迁的《史记》,并最终于唐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在庐山脚下的杖迁坪定居下来。他甚至对他的子孙叮嘱道,这是一块要出“王侯将相与三公”的风水宝地,一定要在这里扎根传家,让陈氏家族在这块土地上繁衍兴盛起来。

既然这是一块有利于子子孙孙的福地,陈旺为什么还是要另觅他迁呢?

也许是杖迁坪就在庐山脚下,离江州太近,而江州就在长江岸边,鄱阳湖畔。陈旺嫌这里嘈杂太多,烦扰太多,是非太多,祸殃太多。从秦皇横扫六合、统一海内开始,江州一带就是兵家的必争之地,多少战火在这里燃烧,多少马蹄在这里踏过,百姓受尽流离失所之苦,家家受尽兵燹劫掠之害。特别是这时的大唐王朝,虽然安史之乱平息不少时日,但社会还未从战乱中恢复过来,人们还处在对于刀光剑影的恐惧之中。而更为糟糕的是,这场战争过后不久,另一场战火又熊熊燃起,全国继而陷入藩镇割据杀伐的血泊之中,整个唐王朝风雨飘摇,败象百出,昔日经济繁荣和社会安定的景象不再。作为紧挨江州的庐山,自然也被战乱的云烟笼罩,已没有一片平静的山林,没有一条幽静的峡谷。所以,陈旺他要离开庐山,离开江州,远离红尘,远离众人,到一个更远的地方去,到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去,到大山深处去,那里没有喧嚣,没有战火,可以安顿身心,安顿灵魂,可以过上稳稳当当安定舒适的生活。

也许是受了中国历史中隐士和山林文化的影响。陈旺是进士出身,是个标准的文人士大夫,他对中华民族的隐士文化非常熟悉。许多有志之士逃避乱世,躲开王朝,山林往往是他们最好的去处。中国最早的隐士可以追溯到尧舜时代的许由。尧帝想把位子传给他,许由当场严词拒绝,并逃到箕山隐居。尧帝又想请他出来担任九州长官,许由又跑到颍水边洗耳,把自己隐藏得更深。他的这种崇高气节赢得了后世的尊敬,因而被称为隐士的鼻祖。尔后又有东汉时期刘秀的好友严光,年轻时两人同床共枕。刘秀做了皇帝后,遣使备车,几次上门,请他出任谏议大夫,严光不从,悄悄隐居到富春山读书垂钓去了。当然,在江州出生长大读书为官的陈旺,更是对前辈老乡陶渊明这位大隐士情有独钟。在昏黄的油灯下,他不知多少次读罢《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和《桃花源记》掩卷遐思,憧憬着“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的那种超脱与宁静;憧憬着“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那种惬意与悠闲;憧憬着“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那种和谐与从容;憧憬着男女老少,怡然自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那种世外桃源般的自由与自在。所以,陈旺决心要像陶渊明那样,“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他毅然决然地向着庐山以南的另一座大山里走去。

这座大山就是横贯江西西北部、蜿蜒逶迤几百公里的九岭山脉。

陈旺带着家人在崎岖曲折的羊肠山道上艰难而行。大约走了一百多里,在一条深深的山沟里,陈旺被这里的景色陶醉了,只见青山飞峙,林茂草丰,水碧泉清,鸟语花香,两边的山峦盘亘出两条巨龙,挡住了外面的世界。陈旺大喜,这里不正是自己心中憧憬的那个桃花源吗?于是便停下脚步,卸下行装,在这里依山建屋,安家扎根和立业。

这个地方叫艾草坪。其时属于江州府蒲塘场太平乡常乐里,如今为九江市德安县车桥镇义门陈村。

义门陈家族的历史,就这样在这里开启了,而且开启得是那样简朴平静,悄然淡然,没有锣鼓齐鸣,没有鞭炮声声。

陈旺也就成了义门陈的肇基始祖。

在中华文化中,人们十分重视人的名字。一个婴儿出生后,对于究竟起个什么样的名字,长辈们常常要搜索枯肠,煞费苦心。因为名字的好坏,往往暗含着本人乃至家族的命运。老辈给陈旺取这个名字,其寓意当然十分明显,那就是希望陈氏家族兴旺发达。

但是,世上的事情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们希望的事情,却总是不能如期而至。在迁至艾草坪的很长时间内,陈家的人丁并不兴旺,从陈旺开始连续四代都是单传。在医学极不发达的古代社会,一个家庭几代都是独苗,这是非常危险的。全家人为此十分焦急和担心。然而,就在陈家传至第五代时,突然峰回路转,柳暗花明,陈旺的重孙陈青,连生了六个儿子。从此,义门陈人丁兴旺,子孙满堂,整个家族迅速地发达昌盛起来。

陈旺的名字终于显灵了,应验了。

按照常理,一个家庭如果子女太多,父母就要考虑给他们分家。但陈青没有这样做,六个儿子虽然先后结婚和生子,陈青却让他们生活在大家庭里,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耕读大事,都统一安排,统一调度。陈青作为一家之长,全面负责和管理大家庭的所有事务。

由此可见,义门陈不分家的真正历史是从陈青开始的。他成为义门陈的第一任家长。

在鼓励子女独立和时兴小家庭的现代社会,人们也许很难理解陈青的主张和做法。但在一千多年以前,这是一种十分正常和自然的现象。从东汉时起,不少豪门大户,历经多代都不分家,有的即使分家,也住在同一个地方。特别是这些豪门大户都是很有影响的官宦世家,出过许多将相诸侯。可以说,世族大户是显赫和力量的象征,是繁荣兴旺和传至久远的保证。与义门陈同时多代没有分家的就有张氏、李氏、裘氏、王氏等十多个大家族。唐朝进士出身且为朝散大夫的陈青,对中国历史上和当时的豪门望族的情况应该非常了解。所以,他做出不分家的决策,绝非一时心血来潮,随意而定,而是一个深思熟虑之举。

陈青不让儿子们分家,也许还有文化意义上的考量。陈青是一介儒生,饱读儒家诗书。他和天下所有的儒生一样,都十分推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都向往建立一个人们共有共享的大同社会。这个理想社会是个什么样子呢?由西汉戴圣辑录、编撰的《礼记》做了详细的阐述,原文是这样说的: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短短一段文字,把一个大同社会描绘得跃然纸上。为了实现这个理想社会,多少中华儿女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多少仁人志士付出了悲壮惨烈的代价。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在几千年来的中华大地上,不时呈现的却是朝代更替、战乱频仍、生灵涂炭、百姓倒悬的悲惨与黑暗,“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如同镜中月、水中花一样虚幻缥缈。面对此种状况,陈青心想:既然这种大同社会在一个国家不能实现,那我就在自家试试,把全家建成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和睦共处,“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的世代和谐大家庭。文化的奥秘就在这里,当其内化为一个人或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和信仰时,就会产生不可阻挡的力量,激励着这个人或这个民族奋勇前行,就是失败了也在所不惜。我想,这大概就是陈青做出不分家主张的最深层原因。

义门陈坚持长期聚居不分家,与历朝皇帝对其的旌表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经济学里有个马太效应,意思是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好的更好,差的更差。似乎这个效应也奇妙地体现在陈氏家族上。到了唐朝中和四年(公元884年),陈家人口增至差不多二百人,家道也非常红火,不觉成了当地的望族。陈青的孙辈陈崇已是第三任家长。这时,虽然黄巢发动的推翻唐王朝的战争失败,但全国社会矛盾仍然十分尖锐。为了安抚民心,稳定局面,朝廷在各地旌奖了一批“德义人家”。由于陈氏家族讲孝义、重德行,口碑好、影响大,因而位列其中。唐僖宗御笔亲提“义门陈氏”四字,并敕“九重天上旌书贵,千古人间义字香”对联一副,对陈家予以表彰。

其实,这不仅是表彰义门陈的义,且是表彰义门陈对朝廷的忠。在中国朝野的字典上,忠义是连在一起的,忠是义的前提,义是忠的体现。所以,正是这种全心全意的忠,让义门陈赢得了朝廷的高度信任,也使得历朝皇帝对义门陈褒奖有加,一个个旌表接踵而至。

唐大顺元年(公元890年),唐昭宗李晔御笔亲题“旌表义门陈氏”六字,以表彰其“义风”昌著。

南唐升元元年(公元937年),烈祖李昪敕筑旌表台,赐匾一块,上书“义门”二字,镌刻在陈氏家族的门闾之上。

北宋初期,宋太宗赵光义先后三次对义门陈予以旌表。第一次赐匾“至公无私”,第二次赐字“真良家”,第三次赐字“义居人”。

宋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宋真宗赵恒对义门陈赐联一副,上书“三千余口文章第,五百年来孝义家”。

宋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宋仁宗赵祯下诏特许义门陈建立祠堂,祭祀祖先。天圣三年(公元1025年),宋仁宗又敕联一副于义门陈:萃族三千九百余口天下第一,合爨五百八十多年世上无双。

在封建社会,皇帝是至高无上的。一个家族能够得到皇帝的表彰和题字,那是一种极大的荣耀,一种极大的激励!更何况不是一个皇帝,而是多个皇帝!不是一个朝代的皇帝,而是几个朝代的皇帝!那种荣耀的程度就更是无与伦比,真可谓是举世无双了。而且,中国自古以来还有一个传统,不管是什么人和家族,一旦被朝廷树为正面典型,就必须把这个完美的形象一直保持下去,不能有任何闪失,不能有任何瑕疵。否则就是自损形象,就会遭到社会的谴责。所以,无论从哪方面说,皇帝的旌表,对义门陈家族的稳定和发展都是一种关键性的推动力量。只有竭尽全力保持义门陈的兴旺,保持义门陈的风范,才对得起皇恩浩荡,才不辜负义门陈的声誉。

既然如此,义门陈怎么能分家呢?萦绕在他们心中唯一的想法,就是要创造一个家族永远在一起义聚生活的非凡历史。

一个人多业大的家族,短时间在一起生活可以,但要长期不分家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就需要有高超的治家本领。

我们常说,治国是一门学问,其实,治家也是一门学问。从本质上说,国和家是相通的,国是放大的家,家是缩小的国。上下有序,男女有别,既是国之伦理,也是家的规矩。所以,治国和治家,在大的方面没有什么区别。

义门陈借鉴治国的经验,第三任家长陈崇实行了一套带有独创性的治家方略。

方略之一,建立家族管理体制。群雁能高飞,全靠头雁领。家族要兴旺,须有好家长。义门陈的发达,首先缘于实行家长制。有了家长,整个家族就有了核心,就有了统领。为此,专门设立了主事一人、副主事二人。主事担任家长,是家族的最高领导,全权负责对家族事务的管理,所有重大事务都在他的指挥下进行,副主事则是家长的有力助手。同时设立了库司,负责管理家族的财政等。在各田庄设立了庄主,具体负责对田庄的管理。特别是对主事、副主事和库司的推选,不论辈分,不分嫡长,唯才是举,唯才是用,谁有能力就由谁担任,并且一切实行民主管理,重大事项都经议事堂商量决定。这种家庭内部管理体制,不仅体现了义门陈家族的高超智慧,而且开创了我国历史上家庭民主管理的先河,是一个难能可贵的创造。

方略之二,以法治家。经过多代的发展,义门陈成了一个拥有众多人口的大家族。人员多了,情况就复杂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就会产生,五花八门的言行就会出现,有些人甚至还会我行我素,走向极端。针对这种状况,为了“维系孝义之风旌不坠”,令“子子孙孙无间言而守义范”,家长陈崇制定了义门陈家法三十三条。这个家法,对家族事务的决定和管理、家族成员日常生产和生活、男婚女嫁和小孩抚养、年轻人读书和培养等都做了详细规定。同时还严格规定义门陈人不置仆、不纳妾、不赌博、不斗殴、不淫酒色。在此基础上,陈崇又亲自拟定家范十二则,即尊朝廷、敬祖宗、孝父母、和兄弟、严夫妇、训子孙、隆师儒、谨交游、联族党、睦邻里、均出入、戒游惰。接着又推出家规十六条。为了保证家法的实行,陈崇还设立了刑杖所。在家庭私设法庭,这在现代社会是绝不允许的,但在封建制度下却是家族管理的有效形式。有一次,一个田庄的庄主陈魁,从库房领了三十两银子,同一个马夫到江州去办事。大概是初次进城,出于好奇,办完事情后两人就去逛街观景了。到了江边,只见浔阳楼高高耸立,画栋雕梁,里面人声鼎沸,热闹非凡。陈魁挤进去一看,原来是在赌博。于是,手心痒痒,按捺不住,把剩下的三两银子往桌上一放,同人赌起博来。也不知手气为何出奇地好,不到一个时辰,竟然赢了三十五两银子。回到家后,陈魁把办事剩余的银子和赢来的银子全部交给了库房。谁知就在他上床躺下休息时,这事被报告到家长那里,家长当即认为他虽把赌资交公但违背了不准赌博的家法,便命人把陈魁用绳子捆绑起来,杖打十五下,并令各庄来人,现场进行警示教育。从此,义门陈就很少出现违法乱纪的事情,整个家族“人无间言”,“争讼稀少”,和睦相爱,仁义彰显,被当朝奉为“齐家”的典范。

方略之三,教化立德。要治理好一个大家族,既要靠法和刑,还要靠教化,靠提高人的素养。于是,义门陈来了个两手抓,一手抓家法,一手抓教育。家族为此专门设置了一所学堂,所有适龄儿童都要进入这里读书。但仅仅这样还不够,唐大顺元年即公元890年,义门陈又创办了规模更大、层级更高的东佳书院。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书院之一,也是当时中国最美的书院。整个书院的建筑气势恢宏,错落有致,有宽敞美观的三十多间学屋,有号称“所藏书与帖,天下数第一”的藏书楼,有被誉为天下胜景的一字园。书院开初专收义门陈家族十五岁以上“有赋性聪敏者”读书,后来对外开放,“延四方学者”,江南学士皆慕名而来,鼎盛时有学生四百余人。东佳书院还专门设有学田二十顷,这在世界上是首创,使书院有了办学之资,能够长用不竭,持续发展。书院教育,不仅陶冶了义门陈子弟的情操,使他们都知书达理、德智兼备,而且培养了大批科宦人才。到北宋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通过科举任官的约有四百三十人,史料记载的义门陈“十八朝官”“二十九地方官”“五十八进士”“八文龙”“九才子”都出自这里。这是古代家族史上少有的文化现象。正因如此,晏殊、苏东坡、杨亿等在游览书院时,都留下了动人的诗篇。黄庭坚更是感慨之至,挥笔写下了“义门流芳”四个大字,以表示对书院的赞许。

由于治家有方,义门陈男司耕读,女司纺织,共同劳作,和谐一家,出现了“堂前架上衣无主,三岁孩儿不识母。丈夫不听妻偏言,耕男不道田中苦”“大鼓一敲同吃饭,钟声一响齐干活”的喜人景象。一个财产共有的“大公家族”就这样以特立独行的姿势横空于世,横亘在中国封建私有制的大地上,横亘在几千年中华文化追求向往的星空中。

义门陈的壮举,使许多人以至皇上都感到惊奇和不解。宋淳化四年(公元993年),宋太宗赵光义在召见义门陈第八任家长陈兢时,问他为什么能够长期义聚,陈兢回答说:“公也,公则无私,无私方可义聚。”

这是义门陈治家的核心秘方,也是义门陈治家的思想基石。

历史在按照自己的逻辑演进,义门陈也一路顺风顺水,风光无限。

但是,再耀眼的辉煌也有暗淡之时,再繁荣的家族也有没落之日。

到了北宋初期,义门陈家族就走下坡路了。

这时的义门陈家族,仿佛是一个步履蹒跚的老人,全身的机能在不断衰退。先是被全家族长期引以为自豪的共有制出现了重重危机。家族的先辈们原以为,义门陈所有人都是同一个祖宗的子孙,所有财产都是大家共同创造的,所有劳动成果为大家共享共有。这与由不同姓氏不同人群组成的共同体,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是一家人,大家同在一个屋檐下,同在一条大船上,只能同舟共济患难与共,有福同享有苦同吃,不会出现那种只顾自己不管别人,各怀心思自行其是,你争我夺钩心斗角的局面。然而,这不过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先辈们也许没有想到,林子一大,什么鸟都有。即使是一个家族,人与人也是很不相同的,不仅各自有着自己的性格,而且有着自己的想法,特别是家族的人口急剧增多以后,成员的品行就更是千差万别了。有的人相对公道,有的人相对自私;有的人相对诚实,有的人相对虚伪;有的人相对憨厚,有的人相对灵活;有的人相对大度,有的人相对小气;有的人相对勤快,有的人相对懒惰。这样,在对待家族的整体利益上,在对待家族共同劳动的态度上,家族成员之间就会产生很大的分歧,表现也就会大相径庭。一些脑筋比较活络的人就会觉得,反正财产是家族共有的,吃的也是家族大锅饭,我多干了不能多得,少干了也不会少得,何必那么卖力气。于是在劳动时出工不出力,整天打发时光混日子。这种干好干坏干多干少一个样的直接后果,就是严重影响家族成员的积极性,久而久之,整个家族创造财富的速度便大大下降,家族的经济实力也大大萎缩,家族经济当然也就每况愈下,以至家底掏空,徒有其表,成了一个空架子。到淳化年间(公元990—994年),义门陈人连吃饭都成问题,“举宗啜粥,杂以藻菜”。后来官府只好每年春首借给义门陈家族官粟二千石,且不计利息,遇到荒年还可以拖欠不还。义门陈人原来以为家产共有可以保证家族永远兴旺发达,没想到却最终导致了义门陈的衰败。究其原因,其实很简单,家族共有必须以家人无私和物质丰富为前提。在人们还普遍存在私心且生产力又很落后的情况下,家族共有怎么能够长久?而且家族共有越久,所带来的后果也就越严重。

义门陈所坚持的家族共有制就这样违背了它的初衷。

同家族共有制一样,义门陈的家族治理方式也遇到了严峻挑战。应该说,在人数较少的时候,义门陈的家族治理方式是很有效的。但是人口数量多了以后,其弊端也就逐渐显现出来。前面已经讲过,义门陈的历代家长是内部民主推举产生的,但究其本质,还是一种封建家长制的人治模式。且不说这些“选”出的家长都是家族最高长辈,就说这些家长本身的素质,也是参差不齐的。在有些年代,家长的能力强一些,义门陈的管理就好一些;在有些年代,家长的能力弱一些,整个家族的管理就差一些。何况家族管理同企业管理一样,也有个边际效率递减问题。人口在一定范围以内,家族管理的效率是高的;人口一旦超过了一定规模,家族管理的效率就逐渐降低,超过的人口越多,管理的效率就越低,直到降至为零,进而出现负效率。特别是家族管理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和基础的,血缘关系越近,向心力就越强,家族的管理也就相对容易一些;血缘关系越远,向心力就越弱,家族管理的难度也就大得多。再说家法,虽然也是义门陈家族管理的有力手段,曾经发挥过无可替代的作用,但几百年一成不变,不能与时俱进,其中有些内容已经过时,适应不了家族发展的需要。于是,有法不依、违法不究、执法不严的现象也就随之产生。一些不肖子孙越来越不听管教,背地里不时偷鸡摸狗,甚至典卖田产,据为私有。更为严重的是,这些违反家法的行为得不到及时惩处,过去人见人怕的刑杖所成了一种摆设。这样,家族内的违法之风日甚一日,最后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这不仅严重败坏了义门陈的家风,而且动摇了义门陈的根基。义门陈就如同一座内里被蛀空的大厦,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

由于受儒家思想影响太深,义门陈家族奉行耕读传家的传统,极端蔑视经商。这也是导致义门陈家族江河日下的重要因素。在义门陈人的眼里,耕田务农和读书做官,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的正经事业,经商那是下等人所做的,而且无商不奸,凡是经商的都不是正经人。所以,义门陈家族对商人既瞧不起又非常痛恨,他们怕经商滋长唯利是图心理,败坏道德情操,辜负义门陈的崇高荣誉。所以,偌大的一个家族,竟找不到一处商业,也没有一个人经商,就是有的家族成员想从事商业,也会遭到家族人的强烈反对。于是,三百多处田庄成了义门陈家族津津乐道的唯一产业,几千人的大家族,除了少数人读书做官外,大部分人整天都围着农田转,农田成了他们生命的全部,农业成了义门陈主要的收入来源,全家族的庞大开支仅靠农业来维持。本来,一个大家族就像一个小国家,应该从业门类齐全,士农工商,样样皆有,缺一不可。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家族的经济来源多样化、丰富化,即使有哪个方面遭受损失,也可东方不亮西方亮,这业亏了那业赚。如果单单依靠农业养活和支撑一个这么庞大的家族,那是万万不可想象的。

任何大厦都不是独木可以支撑的,更何况是一座人口众多规模恢宏的大厦。

义门堂里,一个特殊的仪式正在进行。

陈氏家族的头头脑脑们齐聚在一起,人人脸色沉重,但又非常无奈。他们一会抬眼望望吊在中梁上的大铁锅,一会又望望坐在高高椅子上的家长陈泰。渐渐地,大家的眼里又充满着一种茫然和忧虑。

这是公元1063年,宋嘉祐八年。义门陈家族在奉旨分庄。

在此之前,宋仁宗下达诏书,令义门陈拆家分庄。这时的义门陈,虽然在下坡路上滑行,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毕竟是一个有着巨大规模的家族,不仅有3900多人,而且有田庄、楼堂、作坊、院场、山林等大量家产,要分拆谈何容易。但皇上有旨,又必须执行。只是这么大的一个家族怎么个分法呢?这么多人又分到哪里去呢?为此有人想了个办法,向家长陈泰建议,把老祖宗铸造的那口多年不用的大铁锅吊在义门堂的中梁上,再让它砸下来,砸出多少块碎片,就分成多少家,就到多少个地方去。陈泰听了,连连点头,觉得这是个好办法,于是就命人紧锣密鼓地落实。现在一切都布置完毕,只等陈泰一声令下。

陈泰闭着眼睛坐在高高的椅子上纹丝不动,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只见他眼睛一睁,朝着吊在中梁上的大铁锅,把手狠狠地一挥:“解开绳子,砸!”

声音不大,但斩钉截铁。

随着咣当一声巨响,大铁锅砸了下来,碎片散落在地上,大家小心翼翼地捡起,算了算,二百九十一块!

这个数字,意味着陈氏家族的人要分庄去这么多的地方,从此天各一方,在那里安家落户,在那里生儿育女,在那里祖祖辈辈地生活下去。

这与其说砸碎的是大铁锅,不如说是砸碎了义门陈家族人的心。

家长陈泰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难受和痛苦。一个传承几百年的大家族,就要在他的手里结束了。他感到有愧于祖宗,有愧于义门陈的门庭。这次对家族的拆分,皇上美其名曰因义门陈孝义太盛,散至各地做忠孝典范,教化民众。其实,这里面还有着不便说出的理由,只能永远埋在义门陈家族人的心底。

陈泰心里清楚,皇上颁旨让义门陈分家,这里面隐隐约约透露着朝廷的某种担心和防备。当年,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前,担任后周殿前都点检和节度使的要职。因为手握重权,声望日隆,终于在一个叫陈桥的地方,逼迫年幼的皇帝让位,把黄袍加在了自己的身上。大概是觉得理亏心虚,赵匡胤担心别人仿而效之,为防止类似的事情在子孙身上重演,他不时提醒,皇榻之侧千万不能有他人安睡。对老祖宗的这个训诫,宋仁宗当然不敢忘怀,当然时刻铭记在心。如今的义门陈,虽然以孝义行天下,对朝廷也很忠诚和维护,但毕竟已经是个举足轻重的大家族了,而且有那么多人在朝廷和地方为官任职。现在虽相安无事,但若再发展若干年,那时人更多势更大,谁能保证不发生变故?再说又传闻义门陈那个地方要出天子,那就更危险了,特别是陈氏家族在历史上还有过这方面的“前科”。南北朝时期,陈氏的先祖陈霸先原是南梁的大将,公元557年,他逼梁敬帝禅位,自己做起了皇帝,国号陈。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于这样一个有着这方面遗传基因的家族,更应当十分警惕和防范,趁其在困难之时分而治之,让其偃旗息鼓,以消除大宋王朝的后患,这应该是上策中的上策。

值得注意的是,让义门陈分庄的主意是当朝大臣文彦博、包拯等首先提出来,并建议皇上采纳的。凭良心说,这些大臣对义门陈家族总体上是不错的。在义门陈受到皇上的多次旌表嘉奖后,他们也跟着唱和,写了不少诗文给予赞扬。文彦博有诗云:“御笔亲题灿锦霞,满封官职遍天涯。名垂万古应不朽,庆衍千秋宰相家。”吕端有诗云:“八百头牛耕日月,三千灯火读文章。永清潭底观鱼变,东佳岗上听莺吭。”但是,出于同朝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考虑,这些朝廷大臣在骨子里对义门陈又不是那么放心的。他们怕义门陈继续发展下去,如一旦生变,不仅会危及朝廷安全,也会危及自己的利益。如果说朝廷是棵大树,那么他们就是这棵大树上结出的果,树之不存,果将焉附?所以,无论从哪方面讲,他们都要为朝廷的长治久安竭诚尽力。有一个传说可以证明大臣们的这种心理。据说有一年,皇帝派了个钦差大臣来到义门陈视察,一进村里,百犬夹道而立,像仪仗队一样对他热烈欢迎。这位大臣感到很神奇,随即命人拿来一百个米粑放入食槽里,这时九十九条犬来到槽边,但并未开吃。就在大臣将信将疑时,只见有只白犬衔了一个米粑送到一间草屋的一条黄犬嘴里,然后转身回来高吠一声,众犬才开始吃起来。事后他才知道,这只黄犬腿瘸,行走不便,但每次进食,都不会被忘记。钦差大臣不由赞叹:“真乃义犬也!”回到朝廷后,这位钦差大臣向皇上报告此事,在赞扬之余,发出一声感叹:“犬且如此,何况人乎!”这话实际是在间接提醒皇上:一个连犬都能团结如一的家族是十分可怕的。人类的高明之处,就是往往在一些冠冕堂皇的话中包藏着某种用心和计谋,让对方在不知不觉中欣然认同和接受。为什么文彦博、包拯等人向宋仁宗奏请分拆义门陈,皇上欣然批准?除了对了皇上的心思之外,恐怕与这些人的心态也有很大的关系。

当皇上和朝中大臣不约而同想到一块的时候,义门陈分家也就不可避免了。

当然,义门陈的衰败,也让朝廷产生了一个新的担心,这就是一个家族一旦穷了,什么忠孝,什么正义,也就被扔到一边去了,也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了。历史上的那些造反和起义,不都是被贫穷逼出来的吗?义门陈这么一个大家族,再贫穷下去,如果揭竿而起,那不是对朝廷的最大威胁吗?

义门陈的拆庄分家,是内外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带着依依不舍,带着惆怅遗憾,甚至些许怨言,义门陈人上路了。他们裹着行装,扶老携幼,分别奔向七十二个州郡的二百九十一个地方。

开始时,他们的脚步显得很沉重、很吃力。但不知不觉间,他们好像冲过了某种羁绊,心里豁然开朗了许多,步伐也变得轻松起来。

分到各地的义门陈家族成员,也许刚刚安家时不习惯,慢慢地,陌生就变得熟悉,他乡就成了故乡。

从此,各地的义门陈人,勤奋耕耘,精心治家,保持和发扬孝义、和谐的家风,且代代相传,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绽放出夺目的光彩。

从此,各地的义门陈人,生生不息,代代繁衍,到今天已经达到近2000万人,不仅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而且遍布世界的各个角落。有人做过统计,散居海外的义门陈后裔共有300多万人。真可谓是“天下义门出江州,一门繁衍成万户”。

从此,义门陈后裔中贤能辈出,他们的身影闪烁在中国历史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在近现代,出了许多叱咤风云的人物。他们文韬武略,各领风骚,功勋卓著,光耀史册。清末著名的维新派人士陈宝箴及其后辈陈三立、陈寅恪,我党老一辈领导人陈独秀、陈云、陈毅、陈赓等都是义门陈的后裔。

一个义门陈分庄了,千万个义门陈崛起了。拆分的是一个家族,壮大的是一个姓氏。

分庄,使义门陈重新获得了生机,重新焕发了青春。

分庄,使义门陈产生了裂变,产生了飞跃。

没有分庄,就不可能有“天下义门陈”。

如果说长期聚居不分家创造了义门陈的第一次辉煌,那么拆庄分家则创造了义门陈的第二次辉煌。

千百年来,不管哪里的义门陈人,都以“义门”为荣,他们房子的大门上或者大厅里,都悬挂着“义门世家”或“江州义门”的匾额,念念不忘自己的祖居地,念念不忘自己是江州义门陈的子孙。在他们心中,义门陈永远具有神圣崇高的地位。不论是在天涯还是海角,每逢过年过节,他们都要向着江西德安义门陈这个方向,遥相祭拜,以寄托对祖宗故土的思念。

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义门陈的后裔跋山涉水来寻访他们的祖居地,不知有多少义门陈的后裔在续写义门陈的篇章。清朝康熙七年即1668年的清明节,分庄到湖南常德武陵庄的义门陈后裔陈建松等3000余人,相约到义门陈故里祭拜祖先。他们目睹祖居地恢宏秀美的建筑全都荡然无存,回忆着祖先孝义治家的种种动人事迹,不禁思绪万千,一致表示要重振义门陈的雄风。最后,在陈建松的建议下,大家买来工具,伐木拓土,架梁砌墙,建起了一座精美巍峨的建筑,并将其命名为重兴祠。直至今天,类似的故事还在继续。湖北黄梅县有个叫陈雁南的人,是义门陈的后裔。他高中毕业后当了一名教师,业余研究义门陈文化。苦于没有研究经费,他辞去教师工作,开了一个无线电修理店,把赚来的钱全部用来研究义门陈文化。他背着一个尼龙袋,不顾酷暑寒冬,风餐露宿,日晒雨淋,考察了全国大部分省市义门陈的实地,查阅了许多图书馆的资料,访问了许多义门陈的后裔,通过九年的努力,编成了八卷本一百五十多万字的《江州义门陈文献集》。台湾是义门陈后裔的重要聚居地,在义门陈文史馆举行开馆典礼时,有几位台湾义门陈后裔专程赶来参加,并深情地说道:“到了义门陈故里,就找到了自己的根和脉,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

其实,这些年来,不仅仅是我国各地,全球五洲四海的义门陈后裔,他们或从新加坡,或从马来西亚,或从美国,或从欧洲,或从澳洲,都纷纷来到德安义门陈故里。他们在这里肃然而立,他们在这里深深鞠躬,他们在这里跪地祭拜,他们在这里不约而同地深情呼喊:“德安义门陈,我们心中永远的老家!我们梦里永远的牵挂!”

刘上洋,江西安义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发表了《关于提高宣传艺术的几个问题》等各类论文近百篇,主编了《经典江西》《江西六十年文学精选》等大型丛书,创作了《井冈山》《神奇赣鄱》等大型歌舞剧本,著有江西文学史上第一部全景式展现江西改革开放历程的长篇小说《老表之歌》,出版了《在前人已有答案的地方》《废墟的辉煌》《高路入云端》等散文集。所发表的作品多次在全国获奖并入选国内多种权威选本。其中《井冈山》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双头鹰的国度》获冰心散文奖,《九江赋》被评为“影响中国旅游的文章”十强,《一张小桌和一首名词》《停滞的繁华》获中国新闻奖报纸副刊作品金奖,《万里长江第一湾》获井冈山文学奖,《废墟的辉煌》被省外收入中学生课外读本,《江西老表》被收入2012年《中国文学年鉴》,被认为是近年来国内文坛剖析中国地域文化性格的难得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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